年，全家由上海迁居北平。林徽因12岁，入教会学校培华女中就读。

文

黄强

摘自《趣民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

已获出版社授权

校服不仅有统一风格之作用，更有提高精神风貌的效果。整齐划一的校服，体现的是学校的风格、学生的风貌。民国时期也有校服，在一些有西方教学背景的学校尤其这样，如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校、培华女中、清心女中、明德学堂等。

年的北京，国民教育尚不普及，出现了一些教会学校，其中有专门接纳女生的女子学堂（校），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培华女中，是其中著名的一所。女学生主要来自生活富庶且思想开明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女孩子得到开明父母的宠爱，她们摈弃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走出家门，抛头露面，进入学堂，接受教育，接触到复杂却又精彩纷呈的世界。

一天，四个十二三岁，身着统一的高领长袖黑色绒缎袄，半裙，脚蹬黑色皮鞋的女子，走出培华女中校门，她们一路欣赏着街景，有说有笑，非常开心。见到四个女生的欢快，路人投以惊诧的眼光，她们并不理会，她们就是走出藩篱，自由飞翔的快乐小鸟。当她们路过繁华市区的一家照相馆时，被橱窗里陈列的照片吸引了。这舶来的摄影技术，在当时社会上还是新玩意。为什么自己会“跑”进照片中去？会将人的魂魄摄进去吗？神奇的相片，让人们充满好奇。听过传教士的讲解，四位女学生知道这是光影产生的影像，可以留住美丽的人生。

尽管家庭富裕，可是几个年轻的女子尚未体验过拍照。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我们也去照个相吧。”大家心里都有这样的想法，一拍即合。镁光灯闪过，一张影像在胶片上定格，锁定了她们青春的倩影。

我们眼前的这张老照片，就是培华女中四位女学生当时的合影。初看时，大家对这四个女孩都感到陌生，她们是谁？家住何处？或许她们的名字已经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无人知晓。我们凝视照片，通过她们的眼眸，似乎听到了什么，尘封的记忆在轻抚中有了回响。

这帧照片非常经典，被很多杂志、书籍引用过，我们对于4位女孩中最右边那位中等身材、脸型略圆的女孩并不陌生，她就是集美丽、智慧、优雅、才华于一身的林徽因。

因为林徽因的存在，我们熟悉了这张照片，知道了民国时期北京有个培华女子学校，这个学校的女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有着优雅的气质。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其名出自《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祖籍福建福州，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林家声势显赫，其父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擅诗文，工书法；堂叔林觉民、林尹民，更是大名鼎鼎，均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徽因8岁时，林家移居上海，林徽因入虹口爱国小学学习。年，父亲林长民供职北洋政府，举家迁往北京，林徽因进了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中。大约学习了4年，林徽因中断了培华女中的学习，年4月至9月，她随父亲林长民，赴欧洲考察，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年回国，林徽因再次进入培华女中读书。

具有江南女子诗意才情的林徽因，自幼开蒙接受的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进入培华女中，又受到西方思想的教育；游历欧洲，更是大开眼界。其思想中西合璧，后来她之所以选择建筑学为研读方向，是受到一位外国女房东的影响。

中国传统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阻碍了女子受教育。明清之际，只有极少数女性能够进入私塾学习。在中国流传甚广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类似祝英台女扮男装进入学堂，只是传奇故事。至于专门为女性开设学校，也只是理想国的愿望。直到清道光二十四年（），英国妇女组织的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社员爱尔德赛，借五口通商开放之际，在宁波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所女子学校，开了中国正规化女子教育之先河。此后的40年，外国传教士相继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设立多所女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中西女中、清心女中等。

文化的隔阂、思想的鸿沟，使西方教会在中国设立女校进程变得举步维艰，招收女学生也十分艰难。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西学东渐，为女学堂发展破了冰。此时，社会上竞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思想、个性解放的社会大气候涤荡着女子服饰上的陈规陋习。社会对女性的种种限制有所松弛，女性服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开始意识到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

日本服饰风格影响了我国，妇女（尤其是女学生、女教师）多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下穿黑色长裙，裙上不施绣纹，呈现朴素、清纯、淡雅的风情，昔日繁多的簪钗、手镯、耳环、戒指等首饰也一概不用。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小说中，有关于学生装的描写。张恨水在《春明外史》第24回就有这样的记述：“她身上穿了一件瓦布灰皮袄，下穿黑布裙子，肩上披了一条绿色镶白边的围脖，分明是个女学生。”

林徽因穿的培华女中校服，款式源于文明新装。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糅合了西洋服饰元素和中国传统服饰特点的文明新装在女学生中应运而生。文明新装有别于传统的女性服饰，其形制上衣多为腰身窄小的大襟袄，摆长不过臀，袖短露肘或露腕呈现喇叭状，袖口一般为七寸，称之为倒大袖，衣服的下摆多为圆弧形，并在领、袖、襟等处缀有花边。裙子也略为缩短，但不曾缩短到膝上（在这以前的裙子下垂及足），裙褶完全取消而任其下垂。留洋女学生和本土教会学校女学生，率先穿着这种由祅子演进、变化而来的服装，被称为“文明新装”。文明新装在女学生中流行起来，虽然还不是校服，但是可以看成是学生装的先导。在文明新装的基础上，以袄衫为基本形制，革除倒大袖，去除装饰的花边，衣料、颜色以素雅为主，就形成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的女校校服的基本格调。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块创造神奇的土地，作为一个开放的商埠，西方文化最先进入上海，时尚流行也从上海蔓延。

清末民初，上海的学堂办得如火如荼，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圣约翰大学，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名校。此外，小学、中学教育也颇为发达，其中著名的女校有圣玛利亚女校、清心女中、中西女中、民立女中等。

圣玛利亚女校也就是女作家张爱玲的母校。张爱玲系出名门，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晚清四大重臣之一李鸿章的女儿。圣玛利亚女校系教会学校，教师主要是外籍人士，学校按照外国教材，用西语授课，校园文化有着浓厚的西方色彩。不过圣玛利亚的校服并没有完全西化，不同时期的校服是有所变化的。年前后，女生们穿着高领大袖袄，中式的风格；年前后则穿着中西式紧身旗袍，风格中西合璧；年前后，女生们的校服又变成了西装、西式衬衫与绒线编织服装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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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年幼时父母就离婚了，她跟父亲张志沂（字廷众）生活。年母亲黄逸梵与姑姑张茂渊赴欧洲留学。父亲生活颓废，终日与一群酒肉朋友花天酒地，又抽上了鸦片。年张爱玲进入上海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号）美国圣公会创办的贵族学校——圣玛利亚女校读书。

张爱玲初一时（左八灰衣者），这年她在《凤藻》上发表了小说《不幸的她》。

受母亲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对服饰有特别的兴趣，她喜欢花花绿绿的服装。步入青春期时，继母孙用蕃（民国政府前总理孙宝琦之女）带来两箱子旧衣裳，料子尽管很好，但毕竟是旧衣裳，有的领子也破了。张爱玲穿着暗红色的薄棉袍，走进了圣玛利亚女校。圣玛利亚女校是一所贵族学校，学生都来自富裕殷实的家庭。忽然间看到一个穿着仿佛碎牛肉颜色棉袍的女生，同学们投来诧异的目光，让敏感而自尊心很强的张爱玲不免有些难堪。“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若干年后，张爱玲以这样的文字记下了她刚到圣玛利亚女校的感受。好在圣玛利亚女校对女生服饰有专门的要求，她们的校服并不像其他学校校服那样统一制作，而是规定款式、面料，符合要求即可。张爱玲年入校，这时期的校服是旗袍，土布、阴丹士林布料都可以，素面花色、碎花、条纹都可以，总体上要求简朴。旗袍是张爱玲喜欢穿的一种服饰，不用再穿继母给的衣领破旧的袍子，换上新的阴丹士林旗袍，着实让张爱玲兴奋了一阵。

在学校穿校服，这是通常的规定，但是遇到迎新聚会、节日庆典等活动，很多学校是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风采的，允许穿其他服饰，于是各种潮流服饰争奇斗艳，校园里就会上演一场场“时装秀”。

民国时期的南京是教育重镇，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河海工程大学，以及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等均落户于此，中等教育更为普及。

今天的人们对于女生上学，男女学生同校读书司空见惯，但清朝末年，男女学生仍然不能同校，女子上学只能进女子学堂。年五四运动之后，男女同校才有所松动。

年12月7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陶行知在第10次校务会议上提出建议——允准女子与男子同在南高接受教育。得到校长郭秉文、学监主任兼史地部主任刘伯明、教育系主任陆志韦等的坚决支持，校务会议决定自年暑假正式招收女生。

南高开女禁消息传出，朝野哗然，甚至思想开明的实业家张謇和南高老校长江谦都表示反对，但是南高排除种种困难，在南京如期开考招生。报考的女生多达百人，张佩英（后改名张蓓蘅）得到陈独秀、张国焘、茅盾等人的鼓励，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投考。千挑万选，学校最后只录取了李今英、陈梅保、黄淑班、曹美恩、吴淑贞、韩明夷、倪亮、张佩英8位女生。她们被安排在不同系科，与男生同班学习（参见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高成为在中国首开女禁的高校（流行而且权威的说法是“北京大学在中国首开女禁”，事实上是“南高在中国首开女禁”，或者说“北大和南高在中国首开女禁”）。

20世纪20年代南京高师首开女禁时的女生合影

女生与男生同堂，在当年非常热闹。习惯了清一色男生上课的南高，忽然间来了几个女同学，同学们充满好奇。学校对这8位女生也是格外照顾，她们有专门的校服，沿袭教育司规定的竹布上衣、黑色裙子的款式，上衣是下摆至腰间的素色袄子，长袖。这8位开女禁直接受益的南高女学生，穿上校服后，在校园里的草坪上，拍下了一张纪念照。两人坐在草坪上，一人半靠长椅，另5位则在长椅旁站立，有的双手抱胸前，有的双臂下垂，有的则放在背后，坐与站都很随意。

年初，私立上海大同学院为实行女子解放主义，效仿美国制度，允准中学毕业的女学生进文商各科学校，南京金陵大学也新开一班“英语教授法”实行男女同学，有金陵女子大学女学生10余人到该班与男生同学。大学男女同学的禁令被冲破之后，中学男女同学也开始实行。年，湖南第一师范、岳云中学开始招收女生，北京等地的中等学校男女同校的现象也逐渐增多。

女学的兴起，男女同校的开始，让很多女性迈出家门，见识了社会。女学生的人数渐渐增多，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新兴势力，她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主张男女平等平权，标榜自由，不拘旧俗，时人称她们为“自由女”。她们开始追逐时尚，将西风东渐带来的文明、科学，在社会上传播。女学生因此成了时尚的先锋。

当时送女孩上学不仅需要家长思想开放，经济上也要有相当的实力，因为女校的收费不菲，具有百年历史的南京私立明德女子中学，当年的学生中就有很多政府官员的女公子，如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等。尽管有奖学金之类的补助，教会学校对于信徒也有赞助支持，但是金陵女子大学等数所大专院校每学年的费用也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担。女学生的组织成分复杂，有留学归国者，带来东洋女子的衣着特色；有少奶奶不甘家中寂寞者，进学堂读书消遣时间；甚至还有妓院的雏妓求学者。西式围巾、皮鞋，以及金丝眼镜、手表、怀表、洋伞、手提包等，在女校都能见到。她们衣着别致，很重视发型和发髻的点缀。

清纯的女学生装成为当时的时尚。张恨水在《啼笑因缘》就有关于女子穿学生装的记录，“看她身上，今天换了一件蓝竹布褂，束着黑布短裙，下面露出两条白袜子的圆腿来，头上也改绾了双圆髻，光脖子上，露出一排稀稀的长毫毛”。

民国初年女学生的打扮一般是齐耳短发，浓密的长刘海，短袄长裙，脚上一双黑皮鞋。素色上衣四周镶鲜艳的绲边，斜襟上插着一支笔。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还有许多女孩子模仿十几年前的女学生打扮。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走红、梨园世家出身的京剧名伶孟小冬留有一张玉照，活脱脱是一个女学生的样子。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演出过明月歌舞，做了影星的王人美，仍然照常穿学生服、短裙。

素雅学生装，文雅女学生，就像社会的一张标签，她们的身份，受到社会推崇，她们的装扮，得到社会的效仿。

20世纪30年代，阴丹士林布流行于中国，阴丹士林旗袍也大行其道，被很多学校选为校服。女生的校服以朴素大方为主流，式样变化的布质长旗袍、搭扣皮鞋、齐耳短发，成了女学生的标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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