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上海科技报

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徐匡迪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

在科研工作中，他开疆扩土，是中国喷射冶金技术的开拓者，他极富前瞻性，提出了电磁场冶金、“无火”炼钢等科研发展方向，是中国冶金行业中的扛鼎大师；而在政界中，他运筹帷幄，以卓越的领导能力推动了上海的蓬勃发展，成功举办年APEC会议，成功申办年上海世博会，还提出了信息城市、虚拟城市、环保城市、海洋城市的各种构想，以科学家的严谨、实干家的赤诚，创造了世纪之交上海的飞速发展。

在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岗位上，他全面推动学术道德建设。退休后，他继续以战略科学家的视角，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大量建设性的意见。

不管角色如何变化，徐匡迪对于科学的挚爱从未改变。他的人生始终与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同行。

一段科学人生，一份赤子情怀！

在逃难路上诞生

徐匡迪的故乡在浙江崇德，距离上海约有多公里，这里人杰地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诗人吕留良、北宋末年的状元沈晦、晚清著名画家吴滔，这里还诞生了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分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桥梁专家程庆国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自动控制专家吴澄。

徐匡迪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1月12日，上海沦入敌手。日军敌机不断轰炸，江浙一带的大量难民向南逃难，徐匡迪的父母携着2岁的大女儿匆匆逃离上海，加入了逃难的大军，此时母亲腹中正怀着徐匡迪。年12月11日，徐匡迪出生于浙赣交界处松岭的一座古庙中，没有医生和助产士，甚至没处去找农村的接生婆，只能由父亲在母亲的指挥下接生。因为出生在松岭，所以徐匡迪的小名叫松松。父母既为家中新生的儿子高兴，又感忿于国家积贫、积弱，日寇烧杀抢掠和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致使老百姓处于如此浩劫之中，遂将这个新生的男孩取名为“抗敌”，以铭记国恨家仇，寄望于子辈“男儿当自强，抗敌保家乡”。

逃难的一家人经过了长途跋涉，最后抵达了云南昆明，当时的西南地区没有沦陷，昆明是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大名鼎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坐落于此，年幼的徐抗敌有幸进入了西南联大附小读书。

年，“徐抗敌”在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日本侵略者失败已成定局，抗战胜利在即，胜利以后你去抗谁啊？我给你改个谐音的名字好吗?”随即老师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下“匡迪”二字，寓意“匡扶正义，迪吉平安”，“徐抗敌”高高兴兴地捧回去呈给父母亲看，他们都说改得好，之后世上就有徐匡迪这个好男儿。

抗战胜利后，徐匡迪随着家人回到了浙江杭州，之后陆续在杭州天长小学、杭州市立中学、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就读。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杰出的人才，其中包括鲁迅、陈望道、陈建功、夏丏尊、李叔同、丰子恺、崔东伯等大家，学校弘扬的奋发、求实、俭朴的治学精神让徐匡迪一生受益。

早在孩童时代，徐匡迪就在艺术上展现出天赋，他擅长大提琴演奏，唱歌水平也是一流，原本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多次强调：“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当时国家还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基础的基础”的纲领性的主张。临近高考时，徐匡迪听说祖国的钢铁事业需要大批有志青年加入，“钢铁报国”的理想很快点燃了他的爱国激情，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以及西安艺术学院的录取机会。

多年后，徐匡迪回忆起当年的决定，还是非常感慨：“抗日战争初期，一个小小的日本年产钢铁量可以达到万吨，而诺大的中国的年产钢铁量还不到10万吨，日本还能把它们的‘钢铁’变成‘炮弹’源源不断地扔到了中国，我的祖父就是被日本人的炸弹击中而亡的。当时所思所想就是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

年，徐匡迪怀着钢铁报国的一腔热血考入了当时被称为是“钢铁摇篮”的北京钢铁学院，尽管他的高考成绩非常优异，分数超过了清华大学录取线。

由此，徐匡迪开始了一段辉煌的“钢铁人生”。

开启“钢铁人生”

进入大学后，在秀美江南长大的徐匡迪有些不适应，第一次实习时，面对巨大的炼钢炉以及几千度的高温时他还是有点发怵。但是他很快调整了过来。

在北京钢铁学院五年的学习生涯也伴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虽然经历了年的肃反、年的反右、年的大炼钢铁，但是幸运的是整个教学过程还是完整的。

此时的北京钢铁学院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名师，徐匡迪在课堂上如饥似渴地吸收钢铁冶金的基础知识。讲授高等数学的卢兴阶老师能从某个学生的游离目光中发现他未跟上教学进度，然后风趣委婉地重述要点，将学生的注意力拉回课堂；力学老师王显祖能够写出遒劲的板书，不用尺就能画出精准的力分解图，讲课风格言简语赅让学生受益匪浅；物理化学是公认难学的课，特别是热力学部分，但高贻善老师把它讲活了，不但概念清晰严谨，而且例证与推演详实。

钢院教学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注重实践。当时学校除了严格的课堂教学外，非常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大一时，徐匡迪参加了每周半天的金工实习，亲手操作了车床、钳床、铣床、刨床等，他还学会独立完成制泥芯、砂型、配箱，化铁炉熔炼铁水和抬包浇注等一系列工序。大二的暑假实习中，为了更加深刻了解钢铁冶炼从“原料-烧结-焦化-高炉-平炉-铸锭-开坯-初轧-精轧”的整个生产流程，徐匡迪和同学们到煤气厂、电厂、水厂，火车车辆调度场等单位一一进行实地观察和记录主要参数。大三时经历的是炉前工实习，当时炼钢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很低，还要靠人为的把控质量，实习内容非常艰苦，从最粗重的渣坑清理、平台清扫、撬炉门、堵出钢孔，一直到炉前吹氧、取样、测温、扒渣、合金计算、补炉等，都要求掌握。炼不锈钢时，烤红的微碳铬铁要从炉门扔进去，这是一个考验操作工体力、技巧的“绝活”。由于当时铬铁是进口的，价格很贵(每一锹都超过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当时的大学生们是没有资格去扔的。为了练习这项绝活，实习返校后，徐匡迪和同学们在学校宿舍外打造了一个木制的“炉门框”，并从基建处要来两小车石块，开始模仿工人进行“扔锹练习”。大四时候进行的是炉长实习，除了跟班劳动外，主要是学习炉长如何全面掌握及判断炉况，指挥一炉钢的冶炼全过程，工人师傅们手把手地教，徐匡迪和同学们全力以赴地学习，仅仅花了一个月时间居然“独立自主”地炼出了两炉优质合金钢，那份喜悦之情至今让徐匡迪难以忘怀。五年级是毕业实习，徐匡迪和同学们深入到生产一线进行学习和测试，之后回到学校完成论文。

大学时代的徐匡迪不仅在学业上奋力拼搏，在学校各项活动中也十分突出，他多才多艺，拥有大提琴手、美声歌手、米运动健将、学生会副主席等各种头衔，他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他和比自己低一届金相专业的许珞萍恋爱了。

毕业后，成绩优异的徐匡迪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年，徐匡迪被调往成立不久的上海工学院（上海工业大学前身）任教。之后便是一段动荡的岁月，文革中，因为成分不好，徐匡迪被划分为“白专典型”，他被下放到工厂、干校，一度还成为了一名厨艺了得的炊事班长，但是内心钢铁报国的梦想从来没有熄灭过，他在学业上依然是突飞猛进，不仅全面深入地熟悉有关冶金的课程，还熟练地掌握了英语，成了校内第一位能全部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程的教师。

成为钢铁领域的“大家”

“上海工业大学的徐匡迪老师，请你到厂部办公室来一趟！”年的3月的一天，正在上海第五钢铁厂车间带领学生炼钢的徐匡迪突然接到了厂办的通知。接到通知是上午11点，徐匡迪没有顾得上换衣服，下午就匆匆来到市里报到，然后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北京，住进招待所的房间才知道自己要参加的是全国科学大会。

“科学的春天”润泽了神州大地,带来了我国科技的全面复苏。徐匡迪也迎来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春天。

炼钢的过程本质上是去除杂质的过程，不仅需要将各种不同的铁合金加入到钢水中以调节成分，还要将钢水中的杂质有效脱除。上世纪80年代，徐匡迪创造性地提出了真空循环脱气加喷粉处理大型转炉钢水的技术方向，冶炼出高质量的低硫和低氧钢材，原创性技术还获得了英国和瑞典的发明专利，相关技术还被应用于英国北海油田的石油管线钢和前苏联西伯利亚输油气管线钢的制造中。他所设计的SGDF喷粉罐在国内78家中小企业中被采用。徐匡迪成了远近闻名的钢铁精练专家。

年，徐匡迪被公派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作为第三批公派到欧洲的留学人员，45岁的徐匡迪如饥似渴地吸收先进的钢铁冶金知识，为了节约宝贵的时间，他索性在实验室里搭了一张简易的折叠床，白天在这里上课，晚上钻研做实验，没有实验员，也没有助手，全部实验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只有在周末实验楼关门的时候，徐匡迪才回到自己住宿的地方稍加休息。凭着这股拼劲，徐匡迪仅用2年时间就完成了本该需要3—5年才能完成的课题研究。

年，徐匡迪被北欧喷射冶金公司聘为负责技术的副总工程师。一次，徐匡迪用自己从国内带去的炼钢镜判断出一炉钢的出钢温度仅有度左右，他坚持该炉不能被列入喷射冶金的“试验供货”计划。对方在炉前记录上写下了“徐教授认为这炉钢温度不够”，并让徐匡迪签了名字。事后证明徐匡迪的判断是正确的。从此每次试验炉出钢时，外方总是让徐匡迪用“中国眼镜”看看温度如何。

由于徐匡迪的杰出贡献，北欧喷射冶金公司击败了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获得了对北海石油的管理开发权。公司所在地的城市市民为之欣喜若狂，在该城市举行的庆祝活动上，徐匡迪成为了城市的“功臣”，为了表达对于徐匡迪的感谢，该市还授予徐匡迪“荣誉市民”的称号。

徐匡迪成为了世界冶金学术舞台上最活跃的一位中国科学家。

此时，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来访改变了徐匡迪的人生走向。之前，徐匡迪和钱老并不是十分熟悉，初次近距离交往，是在年初履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钱老到各系科进行调研时，当时徐匡迪还是冶金教研室主任，两人在交谈中发现彼此十分投缘，在学术见解完全一致。之后徐匡迪便出国留学了。

年秋，钱老赴丹麦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力学大会，旅途劳顿，知道钱老来访的徐匡迪开车去把他接到瑞典家中休息两天，白天又请他去自己所在公司参观考察，晚上则彻夜长谈，钱先生热切地敦促徐匡迪回国，希望他能协助推进上海工业大学(年该校并入上海大学)的教育改革和提高师资的科研水平。临走时，钱老深情地对徐匡迪说：“国家和学校都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回去帮我一起管理学校。”

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的殷切期待深深感动了徐匡迪，一夜无眠，他尽快结束了在国外的研究开发工作，谢绝了北欧喷射冶金公司的极力挽留，回到魂牵梦绕的上海工业大学。

从瑞典归来，时任上海大学校长的钱伟长便提名徐匡迪出任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年他又受命为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教卫办）副主任兼高等教育局（高教局）局长；年，他又受到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赏识出任上海市计委主任一职。年对于徐匡迪来说，是难忘的一年，那一年他成为上海市市长，同年还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政后依然钟情科学研究

虽然走上仕途，徐匡迪没有放弃科研的追求，他依旧保持着科研工作者朴素和踏实的工作习惯。

徐匡迪是老同事口中的老实的读书人，他品德高尚，待人没有架子。他的人生格言一直是对祖国忠诚，对事业热诚，对同志真诚。过去下厂做科研或带学生实习时，他与技术人员与工人关系一直非常融洽，大家都叫他“阿匡”，有什么事情总愿意找他商量。

从政后徐匡迪从来放弃过学术，尽可能参加各类学术活动。钢铁领域的重大学术活动，他也是尽量不缺席。事实上，这样的“待遇”是钱伟长先生帮他争取的。当时钱伟长鉴于徐匡迪的学术成就，不舍得让他完全放弃科研和教学工作，于是老先生和市领导商量并争取到徐匡迪可以一周四天在市里工作，三天在学校搞研究与教学。

丁伟中是徐匡迪带的一位硕士（现为上海大学退休教授）。至今他还记得硕士毕业的那次实验。年，临近毕业时，丁伟中要进行一次比较大的科学实验，当时的徐匡迪已经是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虽然很忙，他还是抽出时间与丁伟中进行讨论，让丁伟中写出实验方案，并指出了方案中不足之处让丁伟中修改。为了参加学生的毕业实验，徐匡迪特地请了半天的假，他还让丁伟中做总指挥来负责实验过程，他和几个学生帮着打下手，大家忙得满头大汗，实验获得了成功，实验结束后，徐匡迪还向丁伟中表示了祝贺，祝贺他成功完成了硕士实验。丁伟中说，在日常生活中，徐匡迪对年轻学子们也是格外照顾，总是尽力帮着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

年丁伟中前往挪威留学，他一直与恩师保持着通信联系。年时，丁伟中完成了博士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对于未来的工作选择，他很犹豫和纠结。就在此时，徐匡迪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希望他回到国内，为国家做贡献，虽然现在国外的经济比国内强，但是国内的机会比国外多。看了恩师的来信，丁伟中放弃了国外的工作机会，回到了母校，成为了一名教师。

虽然恩师从政很忙碌，但是当时的丁伟中经常可以在校园里看到恩师的身影，在成为市长之前，徐匡迪每周会抽出半天时间到学校参加学术活动，每次回来，他就召集课题组开会，每个人都要进行工作汇报，回国后的丁伟中曾经在特殊的“课题会”上详细向恩师汇报了自己在挪威的科研工作，当时徐匡迪向他提了很多科研问题。徐匡迪当时还笑谈，学术活动是他最好的休息活动。

任忠鸣是徐匡迪课题组的精兵强将，目前他担任上海大学省部共建高品质特殊钢冶金与制备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年，他来到上海大学完成博士后工作，之后就留在了上海大学继续科研工作，之所以留下来，是徐匡迪当时富有前瞻性地在冶金领域开拓了一个前沿方向——电磁冶金，通俗说，就是利用磁场效应改变钢水中的物理化学过程，进而提高钢铁的质量。

在任忠鸣眼中，徐匡迪是一个特别睿智的科学家，他不仅精通冶金科学，还对其他专业的情况非常了解，只要听一遍某个教授的汇报，他就能非常专业地讲述其涉及的学术问题。

虽然成为了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父母官，但是徐匡迪的个人生活依旧像在学校做教授时候的简单和朴素。就任上海市市长之时，他订下了一条“六亲不认”的家规，告诉亲属们有事情别来找他打招呼，自己也不会去办。他的两个女儿的生活也与普通知识分子的子女一样，勤学上进，以多学知识为荣，没有“骄”“娇”二气。他的大女儿徐学敏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特聘教授，也是学校最年轻的博导，女婿也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二女儿夫妇也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徐匡迪多年来指导的学生也在学术上做出了非凡的成就，他的研究生一人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二人获得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狠抓学术道德建设

年年底，卸任上海市市长后，徐匡迪前往中国工程院履新，他也是继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的朱光亚院士和航空航天技术专家宋健之后的第三任中国工程院院长。这里也成为了徐匡迪担任行政工作的最后一站，他又回归了挚爱的科研工作。

丁伟中至今依然记得自己当时去北京向老师汇报学术工作时的场景，当时的中国工程院大楼还没有修建，中国工程院的所在地位于中国科学会堂的一层楼面，设施很简陋，只有几间办公室，徐匡迪就住在那一层的一个小房间中，一张不大的床，简单的家具，但丝毫没有影响徐匡迪的工作热情和开拓进取。

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领域具有最高荣誉性、咨询性的学术机构，遴选院士是主要工作之一。就任院长后，徐匡迪对中国工程院所有院士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珍惜院士荣誉，保持这一称号的纯洁！之后他又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院士是中国工程院的基础，选好院士是做好工程科技战略咨询的前提，院士不但要保持专业上的高水平，还要成为科学道德的楷模。”之后他提高了院士选拔的门槛，并且狠抓中国工程院的科学道德建设。在他的主持下，完善增选制度、规范增选程序、引入社会监督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重点工作。

年12月，中国工程院年新当选院士名单的公布，随之公布的还有一封中国工程院向新当选院士发出的公开信。信中这样写道：院士不是万事通，应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询等活动，特别是商业性的广告造势，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一种职称和职务，不宜处处以院士称呼。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徐匡迪说出了撰写这封信的初衷，“公开致信就是想让院士们对自己有清醒认识，不要把自己搞成是‘社会活动家’，同时，也借此机会增加社会对于院士的了解和监督，这对促进良好的学术风气很有必要。”

此后，每逢两年一次新当选院士名单公布，这封《中国工程院致新当选院士的一封信》和《中国工程院向新当选院士所在部门和单位提出的建议》就会送达每位新当选的院士及所在单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阐述院士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言辞恳切，对科技精英深切爱护之情，对国家人民高度负责的担当跃然纸上。

而这并不是结束，年，中国工程院宣布提高增选门槛，院士候选人必须获得的赞成票将从原来的“超过投票人数二分之一”提高到“超过投票人数三分之二”。此外，将加强对候选人学风道德的考查，坚决抵制增选中的不正之风，坚持学风道德问题“一票否决”。明确规定院士和院机关工作人员，如发现候选人或候选人所在单位在增选中的不当行为，有责任和义务及时向工程院报告和反映。所有不当行为，一经查实将视情节给予严肃处理。此举一出，一片赞叹，社会对院士的认可度也进一步提高。

年底，一则有关“韩国克隆之父”——-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蓄意伪造实验结果的报道，在中国科学界引发热议。在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徐匡迪再次对院士科学道德进行强调，“各个地方对发展科学，突破某一个高技术的强烈的欲望会使得一些科学工作者感到很大的压力，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定力，也许就会出现像韩国黄禹锡这样的造假的问题，我们要有一种平常的心，科学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事情，要愿意坐冷板凳，不要热衷于各种各样的活动。恩格斯曾经讲过，任何高明的专家，在他专业以外都最多是个半通，不能像鲁迅所说，一成为名人，你就满天飞，到处去兼职，到处去参加各种会议夸夸其谈，这个是至理名言。”

在中国工程院院长的任期内，徐匡迪还主持并参与了若干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包括《国家中长期规划战略研究专题：制造业发展科学问题研究》《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战略研究》等，其中他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中首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念，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高度认可。

顶天立地是他的学术宗旨

科研工作中的同事们都了解徐匡迪的学术思想，那就是“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站在学科前沿，做出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立地”就是为国家的产业进步服务，要为百姓生活着想，脚踏实地做点事情。

任忠鸣对于徐匡迪的学术能力十分敬佩，徐匡迪这位特殊的“学术领导”制定的科研方向总是高瞻远瞩。从最初的喷射冶金方向，到之后的电磁冶金方向和“无火”炼钢方向，到年承接大飞机专项立下军令状要攻克发动机叶片制造难题，又到年提出材料基因组计划，以及最近提出的人工智能冶金方向，每一个发展方向都具有前瞻性和十分准确，紧跟学科和国家发展的时代脉搏。

冶炼钢铁并不是一件容易事，铁矿石中有很多杂质需要去除，纯铁很软，要想提高钢的品质，铁水中还要加入碳和其他合金元素。喷射冶金的技术通俗来说，就是在钢水中喷射一些气体和粉末，使其与钢水中的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一些沸点较低的物质，使其在高温下变成气体，离开钢水，进而提高钢铁的品质。在上世纪80年代，徐匡迪是这个学术方向中世界公认的科研专家。

电磁场冶金是徐匡迪在三十年前确定的科研方向，巨大的磁场可以影响钢水内部的粒子流动和流体流动，不仅可以促进杂质的去除，还能使得钢水内部的成分分布更加均匀，可以大大提高钢铁的质量，该技术在高端钢铁材料和发动机叶片的制造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钢铁企业是碳排放的大户，原因与冶炼的方法有关。铁矿石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铁，冶炼的第一步就是要将氧化铁还原成铁。传统方法是通过向高炉加入焦炭来实现，因此高炉生产的铁水是碳饱和的。冶炼的第二步（炼钢过程）就是要将多余的碳吹炼到合格的水平，并将成分、杂质含量和温度调节到适合的程度。钢铁冶炼实际上就是一个从碳增加到碳减少的过程。据统计，全社会15%-25%的碳排放都与钢铁产业相关。年9月，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减少碳排放的发展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年实现碳中和。钢铁产业的碳减排工作任重而道远。早在二十世纪末徐匡迪就提出了氢冶金的设想，希望用氢替换碳来实现铁矿石还原。徐匡迪领导的科研团队已经将氢冶金概念应用到科学实践中去，收获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年12月，北京香山会议上，徐匡迪和多名院士提出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材料基因组工程计划，之后又组建了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和上海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

过去寻找高质量的新材料十分艰难，人类几百年来使用的基本是俗称“炒菜”的办法，各种微量金属往基本材料里添加，然后进行性能测试，用试错的方法找出优质的新材料，能否用数据模型的方法加快新材料的寻找过程，这是徐匡迪和很多科学家的梦想，通过近10年的努力，该技术已经在催化剂和功能材料的寻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科学家们通过技术可以提前预测新材料的基本性能。

这些年，徐匡迪和同事们又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钢铁产业领域的应用，推动在中国金属学会中成立了一个冶金人工智能技术分会，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冶金领域的应用，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好的产业效益。

作为冶金领域国家新技术开发专家组的顾问，徐匡迪在熔融还原的理论研究和工业实践方面也是建树颇丰。在他的指导下获得的有关熔融还原反应动力学方面的系统探索、反应过程渣金混合现象以及高锰钢直接合金化和转炉冶炼不锈钢母液的工业试验等成果在国内外冶金界都有重要影响。

战略科学家的复兴之梦

徐匡迪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冶金科学家，也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行政工作者，对他来说，更为确切的评价是，他是一位具有前瞻视野的战略科学家。

今天的上海正在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而张江的第一个大科学设施——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就是徐匡迪任市长时决定建造的。这个项目从提出到获批延续多年，最大的一个争议是：这个投资十多亿元的装置有没有足够多的用户？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匡迪和其他科学家的判断是正确的，上海光源各条线站运行后，很快“供不应求”，在国家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传染病防控等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还有40多家企业利用上海光源进行技术开发，涉及生物制药、化工、冶金、新材料等多个产业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效益。上海光源也成为了我国大科学工程建设的典范。

在年9月15日举行的“中欧（沈阳）经贸高层会议”上，时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徐匡迪提出要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作为国家战略。针对我国制造业今后的发展，徐匡迪还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中国的制造业必须积极地承接世界制造业的转移，要坚持对外开放，中国必须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里去。第二，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努力加强研发力量，努力提高集成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中国制造业从现在的中、低端产品加工厂转变为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第三，人才是关键，创新的载体是人才。我们要以工程项目带动科技进步，培养从设计、制造工艺到操作、管理和应用的各类各级优秀人才。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正在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回首16年前徐匡迪的提出的战略构想，依然可以领略到其判断的准确性和对策的有效性。

年，徐匡迪卸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但是他依然活跃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

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任命徐匡迪出任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带领团队研究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等问题，并论证在河北建立雄安新区的可行性。为了国家的“千年大计”，徐匡迪组织国内外专家，对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进行了数十次论证。如今，这一新区的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年4月，在出席上海大学举行的“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时，针对中国原创科学技术过少的情况，徐匡迪又提出了自己的感慨与直言。他认为像埃隆·马斯克提出的这些颠覆性技术在中国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

“在古代，那时没有科技部和教育部，也没有各种支持科研的基金，但是我们却有这么多的伟大发明；可现在，无论是科技部、教育部还是国家自然基金委，在科研投入上不差钱，这么多钱为啥就砸不出创新来？！我们国家现有的重大科研项目都是搞专家评审制，专家们坐在一起评审、投票，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把真正具有创新想法的项目给投没了。”徐匡迪说出了很多专家心中的大实话。

徐匡迪希望大家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应给予宽容、理解与支持。对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颠覆性创新技术，需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需要战略眼光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

出席此次论坛的有相当数量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国家科学基金委的负责人——在各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评审中，他们的作用举足轻重。徐匡迪的意图十分明显，他希望通过中外对比，古今纵览的讲述改变决策人员的想法。

年5月30日，徐匡迪获得第十二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该奖项被誉为中国工程科技界最高奖项，主要奖励在工程科技及管理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和重要贡献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该奖年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每届仅一人。

获奖后的一段话道出了徐匡迪多年奋斗背后的心声，“希望科技人员能够对科研有定力，耐得住寂寞，抵抗住诱惑，专注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耕耘。如此，到年的时候，我们的科技创新就能够在更多的领域并跑、领跑，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创业热土。”

爱国爱民的性情中人

在同事和学生眼中，徐匡迪是一个儒雅的科学家，几十年相处下来，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脾气，位高权重却从来不摆架子。他批评人也是和颜悦色，会委婉地指出关键所在，他对年轻人格外好，对课题组每位成员都非常亲切。

年，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钢铁学院于年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50周年校庆时，学校特邀了徐匡迪作为发言嘉宾上台讲话，他稳步走上发言台，站定，目光环视全场，然后缓缓地向台下的校友和同学们鞠了一躬，正当人们准备凝神聚气聆听这位大科学家的讲话时，却见他侧过身子，面向主席台下的恩师们：魏寿昆院士、柯俊院士、关毓龙老师……深深地又鞠了一躬，顿时，台下掌声雷动。校友们说，从“两个鞠躬”中读出了一位学者的严谨风范，也读出了徐匡迪对于母校的殷殷情深和对师长的感恩之情。

年7月30日，接到钱伟长先生去世的噩耗，徐匡迪赶紧放下南方考察的工作，匆匆赶到上海，参加了钱老庄重而简朴的告别仪式，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徐匡迪缅怀钱伟长先生：爱国奉献伟业流长》署名文章，追忆了与钱老相处的点点滴滴，讲述了钱老为上海大学倾力付出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文中提到，“每每回忆起这些事，我都深深地为钱老的人格魅力和爱国情怀所感动，也深深觉得当代学界更应该像老一辈科学家一样，将爱国作为自己追求事业成功的唯一动力。”

年6月25日，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上海久隆模范中学举行。徐匡迪院士和夫人许珞萍决定把光华工程科技奖最高奖项成就奖的万奖金捐给这所学校。这不是他们夫妇第一次向学校捐款。从年起，徐匡迪就把自己每年的院士津贴全部捐赠学校，并把自己和夫人在国外讲学的报酬、出书的稿费也捐给学校教育基金会，捐款总数达60余万元人民币。

上海久隆模范中学专门招收的是上海家庭经济收入处于最低保障线或有特殊经济困难的适龄青少年。在校学生除享受市教委规定的待遇外，还享受免除“学杂费、书簿费、校服费、午餐费、活动费”，对部分路远学生提供公交补助，对优秀学生提供“自强奖”、“德勤奖”、“华洪奖”、“叔苹奖”等多项奖学金。这所学校的建立也与徐匡迪有关。年2月，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市十一届四次人代会上提出的一个设想。在与闸北区人大代表谈到要搞好再就业工程话题时，徐匡迪说，上海不是没有就业岗位，而是就业者缺乏上岗的竞争力。财政要拿出一块，资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小学、中学、大学，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脱困。闸北区是否可以办所“免费学校”，为困难家庭的子女造福?久隆模范中学之后便作为政府实事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迅速进入实施阶段。它从成立之初便是政府的全额拨款单位。学校的办学经费、教师工资、福利等均由闸北区政府承担，此外，学校还成立了基金会，动员全社会力量给予资助。

在捐赠会上，81岁的徐匡迪将在云南西山半山腰上看到的一副“对联”送给学子，这幅对联写的是“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他勉励同学们要胸怀理想，并且要不断地追求更高的理想。

在徐匡迪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所有美好的品德，他展现给大众的是超凡的人格魅力，肩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将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入国家和民族波澜壮阔的事业，从战火中走来，努力工作，为了祖国走向辉煌的明天，徐匡迪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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