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结伴而不结盟”是“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苏便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苏同盟关系为新中国赢得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支持，有力地巩固了新政权。然而，中苏间结构性矛盾注定同盟关系无法持久。

第一，结盟意味着针对美国形成阵营对垒局面。中国大大缩小了战略回旋空间，几乎完全失去了与资本主义阵营建立外交关系与合作的机会。同时，中国不得不加强军备并耗费巨大资源配合苏联同美国开展阵营对抗。中国在 中付出了极大牺牲，在抗美援越行动中耗资亿美元左右，其中绝大多数为无偿援款。

第二，结盟意味着不平等地让渡部分主权。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便要求苏联废除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消苏联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等方面一切在华的特殊权益，与新中国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体现完全平等的条约。斯大林勉强答应此事，但开始加强对新中国的防范与制衡。“年4月和7月，苏联领导人先后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中方认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坚决予以拒绝。”为此，苏联加大对华制衡力度，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援华专家。

第三，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结盟使双边关系复杂化。斯大林在世时，中共将斯大林视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两国实力和两国领导人声望的巨大反差，使双边关系难以准确定位，这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吸取了历史教训，苏联解体后，中俄逐渐形成一种“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阶段，中俄可能形成准结盟或战略结盟（非军事结盟）关系，即在军事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互为战略支撑，联手与美国缠斗，但不承担约束性国际军事义务，不搞阵营对抗和势力范围划分，不割裂世界市场和破坏经济全球化，不放弃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合作。“结伴而不结盟”关系能够确保中俄战略协作的先进性，并不断拓展其深度和广度，保障中俄关系在高水平持续发展。

二、新安全关系是新时代中俄保持高度战略默契的坚实基础

中俄的安全观与战略文化原本差异较大，但双方汲取历史教训和深化安全合作之后，安全共识增加，互信加强，形成了新安全关系，为两国保持高度战略默契打下坚实基础。

第一，中俄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同。由于中俄对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重视程度的差异导致双方在双边关系和对外政策重点方向判断上出现差异，这成为影响中俄战略协作的深层次因素。中国更重视加强对俄经济合作，而俄罗斯更重视加强对华安全合作。在区域层面，中国更重视经济一体化，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俄罗斯更注重政治和安全一体化，推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随着美国安全压力不断加大，中国更加重视俄罗斯抵制美国霸权的独特作用，开始加强对俄安全合作。俄罗斯认识到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将影响国家安全利益，因此对加强对华经济合作变得积极。

第二，中俄达成了经营“共同周边”的地缘安全共识。以年《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的发表为标志，中俄形成了经营“共同周边”的战略默契，即尊重域内国家主权，共同维护域内和平稳定与发展，对域外大国与域内国家的合作持开放态度。中俄在“共同周边”的战略合作符合域内所有国家的利益，“共同周边”的稳定与繁荣取决于中俄战略默契程度。中俄将在“共同周边”的合作重点锁定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完善地区安全治理体系，打击“三股势力”，反对美国军事渗透，防止军备竞赛等方面。在新安全关系的基础上，中俄的战略影响力产生出叠加效应，能够抵御任何外部势力在“共同周边”破坏战略稳定和威胁中俄安全利益。

第三，非传统安全领域不断深化合作。随着科技和核武器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发展，任何世界大国都难以对其他世界大国发动战争，非传统安全成为世界大国攻防的重点。中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较为顺利，打击“三股势力”合作日益密切，年签署了《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不断拓展在航空航天等高技术领域的战略合作，不断加强能源、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中俄在本币结算领域合作加强，共同致力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使用。

新安全关系对中俄战略合作极为重要，中俄彻底解决最为困难的边界问题得益于此，上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亦得益于此。由于安全关系的提升，中俄在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战略合作将更为均衡，中国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俄罗斯远东大开发，上合组织的安全与经济作用也将更为均衡。

三、“市场经济+政府引导”为特征的开放型合作是新时代中俄经济合作的基本模式

基于中苏计划经济时期双边经济合作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开展经济合作的经验教训，中俄经济合作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政府引导”的特点，即经济合作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两国政府对大项目合作发挥引导作用，但归根结底要使项目具有互利共赢的效果和可持续发展的市场逻辑。中俄政府建立了多领域多层次的经贸沟通机制，举办了中俄地区合作友好交流年，制定了诸多合作规划。政府推动的大项目在中俄贸易额中占有着相当大比重。中俄在科技、金融、能源、农业等领域加强大项目合作已是大势所趋。随着大项目合作的深化，其对双方中小企业合作的带动作用将更加明显。

“市场经济+政府引导”中俄经贸合作模式具有开放性。中国同西方恢复经贸关系是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因此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虽然俄罗斯对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持有疑虑，但欧亚经济联盟并非封闭运行，对与其他国家建立自贸区持开放态度。普京指出，“俄罗斯将继续构建欧亚经济联盟统一市场，并发展对外合作，包括继续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这是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序言’”。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市场经济+政府引导”中俄经济合作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政府可以依靠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更为科学、精准、高效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同样可以依靠这些技术寻找最佳合作路径与方式，从而真正达到互利共赢。中俄经济合作模式有别于美国所推行的“自由市场经济+西方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命脉”的模式，其影响必然外溢出双边范畴，为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世界经贸关系提供借鉴，也将极大促进欧亚一体化进程。

四、共同价值观是新时代中俄开展战略协作的精神指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放弃社会主义，拥抱资本主义。然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适合俄罗斯国情，造成社会思想混乱和道德沦丧。普京不得不用基于东正教文化的传统文化重建精神家园。可见，俄罗斯经历了由遵循马列教条到放弃社会主义、再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本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改造。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放弃了马列教条，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同时也遭遇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思想混乱和道德沦丧，于是开始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就经常散发着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光芒。于是，中国完成了由遵循马列教条到放弃马列教条，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改造。

中俄传统文化都是民族和国家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都是实践的产物，其中既有皇权思想等封建糟粕，又有经世济民的人本思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服务于垄断资本集团，而中俄都对资本势力进行了有效管控，两国因此有条件将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与国情结合，与时俱进地创造出新价值观。由此，中俄新价值观必然有诸多相通之处。比如，两国都重视国家主权、集体主义、可持续发展、人民福祉等，其所派生出的国家管理模式也有相通之处。如，两国都重视强化中央垂直权力体系和维护社会稳定。

更重要的是，中俄作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基于双方在价值理念上形成的共识酝酿更具普世性的共同价值观。中俄共同价值观符合包括西方国家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谋求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人民统一战线。随着战略协作不断深化，中俄共同价值理念将发展，为瓦解任何形式的世界垄断利益，解构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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