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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畔的提篮桥监狱,拥有9幢监楼,近间牢房。在20世纪30年代,从关押人数来说,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最多时达余名犯人,40年代逐渐减少。从年起,通过假释、保外等途径释放了大批犯人,年2月还有余人,到了4月仅剩下多名在押犯人,包括重刑犯及50名政治犯(革命人士)。黎明前夜色更黑暗,5月7日,关押他处的李白、张困斋等12人在浦东戚家庙被秘密杀害。身陷提篮桥的革命同志危在旦夕。

△提篮桥监狱鸟瞰

劫狱、越狱还是策反?

年底至年初,中共地下党组织针对敌人的垂死挣扎,准备营救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内的革命人士。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刘长胜、张承宗、张祺等,曾会同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的有关人员,设想过几套营救方案:一是准备在敌人企图枪决政治犯时,由地下党抢夺囚车,把车辆开到青浦游击区;二是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组织力量对提篮桥监狱进行劫狱;三是准备绳索固定在监牢的楼顶,选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看守的帮助下,让被关押的革命同志抓住绳子滑下越狱。经过分析,考虑到提篮桥监狱地处闹市,这些办法风险太大,成功把握很小,最后只得放弃,另辟“蹊径”——谋划策反典狱长。这件事的策划人,是中共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和策反工作的吴克坚。他是湖南平江人,早在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正大公司经理,化名吴灿坤(解放后曾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等职)。

△吴克坚

年时,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叫孔祥霖,江苏仪征人。他为人老谋深算,眼看大局将变,为了留条后路,曾以身体欠佳为由多次打过辞职报告,是一个可以策反的对象。年初,吴克坚曾派祁式潜(化名徐大可,系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婿,妻子是中共党员),对孔祥霖有过几次接触。后来孔祥霖获准辞职,对孔的策反就此中止。

4月25日,南京解放已两天,履新上任的代理典狱长叫王慕曾,浙江新登(今属富阳)永昌镇长盘村人。与他同来上海的有他的妹夫、原来行医的赵伯勋(又名赵怀仁),一个情妇及管理财务的浙江同乡,还有其他10余人。王慕曾毕业于浙江法政专科学校,曾出任杭州警察局局长,陕西临潼、沔县、宁强县县长。抗战胜利后,因内部倾轧,他赋闲在家。年底,他通过时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代理部长赵琛的亲戚关系(赵琛是王之妹夫赵伯勋的堂叔),意图出山谋业。当时,正好提篮桥典狱长孔祥霖多次送来辞职报告,赵琛就同意了孔的辞职,通知王慕曾代理典狱长之缺位。综观王慕曾的经历,他自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国民政府政界、警界任职,还参加过竞选“国大”代表。但此人在官场中靠山不硬,家境也不富裕,有几个未成年子女。他曾一度想去台湾,由于家属竭力反对而作罢,有可供策反的有利因素。

十万火急策反典狱长

对王慕曾的策反工作,党组织决定通过多方渠道展开。

王任职后,为了寻找靠山,即同上海帮会头面人物之一的杨虎(年曾任淞沪警备司令)往来。吴克坚就通过郭春涛同杨虎建立了联系,然后再通过杨虎的关系与王慕曾进行沟通。同时,吴克坚还通过民主人士王寄一做王慕曾的工作。而王慕曾也迫于当时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想“脚踩两条船”,既不得罪国民党,又想同共产党保持一定接触。他甚至还想借助农工民主党来“迂回”接近共产党。

△旧提篮桥监狱典狱长王慕曾

吴克坚把联系王慕曾、营救被囚革命人士的任务,交给了在上海进行情报策反工作的林亨元(解放后曾任最高法院办公厅副主任)、祁式潜和翁正心(化名田大成)。翁正心以国民党参议员的身份去找王慕曾,言明自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告诉王慕曾监狱关押着一批政治犯,希望他利用典狱长的身份,保护并营救他们,但没告诉他被关押人的具体姓名。王慕曾一面表示,愿为共产党效劳,戴罪立功,一面又说时局多变,马上放人恐难办到,只有设法拖延时间,尽力争取。

在接触中,王慕曾向翁正心索取需要营救的50人名单。起初,翁正心吃不透王慕曾的真实意图,就借故推托。几天后,王慕曾又来催要名单,并告诉翁,5月1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已经下达密令,要将提篮桥关押的政治犯迅速移押舟山群岛,情况十分紧急。与此同时,潜伏在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任主任书记官的中共党员王容海,也得到了陈大庆要转移政治犯的绝密令。

王容海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经商量,由王容海起草复写了一封警告信,寄给上海高等法院院长郭云观、首席检察官刘少荣及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查良鉴、检察官张毓泉等人,开展政治攻势。信中明确指出:“上海临近解放,希望你们为自己留条后路,不做危害人民的事,保证监狱政治犯的生命安全。若政治犯发生意外,则唯你是问。”

5月18日,陈大庆的这份绝密令到了王慕曾的办公桌上。与此同时,获悉情报的吴克坚果断决定,指示林亨元把关押的革命同志名单交给翁正心,再由翁交给王慕曾。当天,林亨元、祁式潜和翁正心三人,在提篮桥附近的一家绿叶西餐馆与王慕曾见面。林亨元等人反复阐述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要王慕曾解除顾虑,顺应潮流,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人民做些好事,给自己留一条光明的出路。王慕曾则告诉林亨元,上面已经下达密押令,在执行途中或在舟山群岛,对狱内的政治犯采取“特别使命”(杀害他们)。而他正以缺乏经费及轮船等理由予以拖延,尽力保护狱中政治犯不往外移。同时,王慕曾也直截了当地提出,共产党占领上海后,他和情妇、亲信的人身安全必须要有保障。林亨元等当场表态,一定兑现承诺,并为他安排工作岗位。

王慕曾与林亨元接触后的当天,就派其妹夫、卫生课课长赵伯勋,到关押政治犯的“和”字监,以检查卫生为名进行摸底,并对监舍的生活条件做了一些改善。王慕曾也亲自到监房询问政治犯案情,表示将设法保释。次日,当警备司令部来监狱提押政治犯时,王以警备司令部属军事系统,监狱属司法系统,须请示汇报司法行政部等理由,予以婉拒。

5月20日,王慕曾又把政治犯从“和”字监转到条件稍好的感化院二楼,并在伙食、放风、活动范围等方面尽量从优对待。政治犯移押到感化院后,王慕曾和赵伯勋又一起到监房点名。点名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们每叫到一个人的名字,就叫他站起来,仔细打量一番,并问上几句话。如此一来,王慕曾对政治犯做到了心中有数,特别是林亨元、翁正心指名要保护的中共上海工委委员王中一、中共浙江慈城县委书记虞天石等。这时,王慕曾虽已和林亨元、翁正心达成口头协议,但对解放后新政府是否能确保自己身家性命还心存疑虑。为此,他不顾典狱长的身份,多次把50名政治犯中的王中一、虞天石、王明远等请到办公室拉家常,甚至提出要为他留下通讯地址、电话,出具书面证明。

狱中党支部提前让犯人得“自由”

看似壁垒森严的提篮桥监狱,其实早在年初,在“警委”领导下,在监狱的看守人员中就发展了中共党员。赵英盛(山东肥城人)是狱中的第一个地下党员,以后又发展了两名党员,正式成立了党支部,赵任支部书记。到年初,监狱党支部已有20多名党员(其中一名女性),还有50多人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整座监狱除了人事室外,各科室及警卫班都有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长期隐蔽,对监狱当局克扣囚粮、欺压警员、虐待犯人等行为,进行合法或秘密的斗争。他们以“老乡”或“同情者”的身份,为政治犯提供生活照顾,甚至自己掏钱,以犯人家属的名义为他们购买药品,送阅当时狱内禁止的报刊,为革命人士编写及传递“牢讯”提供方便。

△年轻时的赵英盛

年5月24日黎明,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动总攻,迅速进入市区西南部,守城的敌军还在做垂死挣扎。为了防止敌人加害被囚禁的政治犯,监狱地下党根据“警委”的部署,开展武装护监斗争。

24日早晨,监狱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英盛,把20多名地下党员和若干外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作了分工布置。8时左右,赵英盛首先派地下党员翟云龙控制电话间。电话间有一台电话总机,是监狱对外联系的窗口。从当天起为保证信息畅通,防止坏人告密破坏,电话只允许打入,没有赵英盛的批准,一律不准打出。为此,翟云龙等人坚守电话间三天三夜。赵英盛又布置张宝善等人负责监狱警卫科,掌握各监房的钥匙,张忠溪负责炊场(伙房)。然后派宁奎元、尹志超、何景祥等人来到枪库。赵英盛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布条,发给每位参加行动的同志,命令枪库管理人员拿出枪支,分发给护监人员。

接着,赵英盛等人来到典狱长办公室,对王慕曾训话,要他绝对服从地下党的安排,并当面交送了一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中共社会部吴克坚策反王慕曾的活动,上海“警委”及监狱地下党并不知情,因两者分属两个系统,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和联络关系。

当日起,监狱大门紧闭,禁止一切人员和车辆进出。护监人员左臂缠上红布条,佩枪在狱内各自岗位上巡逻警戒,占领监狱的制高点、岗楼、档案室等,既严防外面敌人冲入监狱杀害或押解政治犯,也防止狱内敌人暗中破坏;同时稳定狱中其他旧职人员的情绪,让他们安心职守(当时监狱在册职员有多人)。地下党支部的这些活动,王慕曾以示默许,不加干涉,因此武装护监工作进展顺利。

这时,赵英盛等人也向王中一等在押的革命同志表明了身份。关押政治犯的各监室已不上锁,他们可以在整幢监楼的范围内自由活动,甚至可以在监楼楼顶的平台上眺望上海,听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还可以扭起秧歌舞,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所以从特定的意义上讲,提篮桥监狱比上海提前三天获得解放。

5月25日,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林亨元亲自打电话给王慕曾,要他赶快释放政治犯。王慕曾说,外面还有枪声,放出去恐怕不安全。林亨元不放心,提出叫王中一来接电话。王中一在电话中告诉林亨元,我们这些人现在都已恢复自由。王慕曾再次表示,要林亨元尽管放心,一定保护好这些人员的安全。

从5月24日到26日,提篮桥监狱表面显得十分平静,其实暗中波涛汹涌。当时社会动荡,人员面目复杂,他们怀着不同意图,曾以各种名义打进电话或来到监狱门口,有的要进监狱点验枪支武器,有的臂戴红布,打着人民保安团的名号想接管监狱,还有的甚至指名道姓要接在押的汪伪汉奸罗君强出狱。面对各种骚扰,监狱地下党在赵英盛的领导下,紧闭大门严守岗位,寸步不让,度过了他们人生中难忘的三天三夜。

△解放后赵英盛(前排左五)与部分监狱干警合影

敲锣打鼓迎送“犯人”出狱门

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上海市委和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对尚未释放出狱的同志十分关心。在陈毅指示下,刘长胜指定上海市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张祺负责办理,张承宗通知“警委”系统的联络员苗雁群陪同张祺一起去监狱。5月28日上午,上海军管会法院接管处第三组——监狱接管组,在接收专员毛荣光、王正福的率领下进驻提篮桥,正式宣布接管监狱。接收人员中还有一位原监狱地下党唯一的女党员,后去了苏北革命根据地,目前仍然健在的张仪明同志。王慕曾交出了监狱的犯人名册及完整的档案等。随即,监狱成立了“接收专员办公室”,作为全监狱的临时领导机构(当年9月21日,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正式挂牌成立)。

5月29日上午,监狱里召开了“慰问与欢送政治犯恢复自由大会”,张祺、上海市军管会法院接收处副处长叶炎芳及毛荣光等人与会并讲话,王中一则代表45位出狱同志发言。张祺带来全国工人慰问金块银元,每人分发6块。大会结束,午饭后又理发洗澡。下午2时左右,王中一等45人举着用自己的被单和席子制作的写着“跟共产党走”的横幅和旗帜,列队步行走出监狱大门,与等候在外的各界群众和亲属相会。在一片欢呼声和口号声中,他们与欢迎代表及亲友,分乘七辆大客车到市区游行,至静安寺结束。上海有家的各自回家,上海无家的由组织临时安排,在西藏路一家旅馆住宿。两天后,农工民主党的许士林等五位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后,第二批出狱,监狱当天也组织了慰问和欢送大会。

△提篮桥监狱大门

陈毅:此项工作有重大政治意义

年5月31日,新创刊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了《军管会接收伪上海监狱,被迫害的“政治犯”当即获释恢复自由》和《受难的兄弟自由了》两篇报道。这是上海解放以后,新闻单位对上海监狱系统的首次报道。数天以后,张祺向市委汇报迎接被捕同志出狱工作的情况。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陈毅认为此项工作有重大政治意义,他强调:“这些同志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牢的,现在我们把他们解放出来,不能这样无声无息、默默无闻,对这件事要好好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热热闹闹。”

△年5月31日《解放日报》上刊发的两篇报道

于是,张祺等人又把出狱的大部分同志找回来,重新在提篮桥监狱集合。组织上海各界人士代表,在监狱大门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当时正值苏联电影代表团访问上海,他们现场拍摄了这些历史场景。后来这些珍贵的内容,被编入新中国第一部历史纪录片《解放了的新中国》。

50名革命同志出狱后,不少人在党政机关及工厂企业担任重要工作。旧提篮桥代理典狱长王慕曾,解放初期被上海政法机关留用,担任市人民法院公设辩护人(律师),并在市中心的泰兴路分配到住房。旧提篮桥监狱卫生科科长赵伯勋回原籍行医。原监狱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英盛后在监狱系统及上海冶金有色金属公司工作,曾任科长等职,年积劳成疾,因病去世,后批准为革命烈士。

解放前夕提篮桥监狱惊心动魄的斗争,多年前曾记录在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上海市劳改局党委合作编写的纪实文学《升腾的地火》中;作家树棻并以此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活着与死去的人们》,后被上海电视台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狱中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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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滩杂志供红色之声专稿

本文选自《上海滩》杂志年第5期

编辑:shirley

审稿:钱程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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