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可爱，在于胸无城府，身无牵挂。再则，青年人朝气蓬勃，趋新求变，故而难免激进一些。“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前进”，鲁迅这句话道出了青年推动社会进步的本性，也道出了这种不满所伴生的风险性。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冀州刺史朱穆因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势力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指责宦官罪恶，赞扬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桓帝延熹五年（），议郎皇甫规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发起集会，“诣阙讼之”，皇甫规因此得到赦免。灵帝熹平元年（），因朱雀阙出现匿名书，指斥宦官专权，主持清查的官员四出逐捕，收系太学生竟多至千余人。

清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子，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次“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主张：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

对于学子们的行动，有利用者，也有反对者。利用者中，有煽风点火，使其达到己之目的者，也有顺水推舟，以此为借口完成事业者；反对者中，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其冷静，毋使上当者，有挺身而出，拳脚相加，坚决镇压者。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袁是铁腕人物，但他还不是最高决策者，故对此情形，也奈何不得。袁的言论，反映了当局对学生的普遍不放心。

宣统二年（），辜鸿铭侍郎于其《张文襄幕府纪闻》一文谓：“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曰：‘何谓以匪待百姓？’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耶？’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日之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日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其中的“以犯人待学生”，即指袁世凯等人的心理。读书不多的袁世凯有所不知，黄宗羲在《学校》文中即谓三万东汉太学生，“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政有缺失，直言无讳，三代遗风，惟此相近。

年3月12日，冯玉祥率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数十人。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日本遂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随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段祺瑞执政府官邸前，与其卫队对峙时，段正在主持会议。示威者公推代表与卫士长交涉，要求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段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卫队驱散游行队伍，但卫队却向游行队伍实弹平射，酿成血案，死四十七，伤二百余，所有罹难者皆因弹从背部或脑后穿入而至死，此即“三一八惨案”。这天，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影的一天”。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段祺瑞发布执政令：“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在悼念死难同胞大会上，段当众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在全国上下一片抗议声中，执政府于这年4月即倒台。

曹聚仁于年4月10日曾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难免的，但“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这段话所指，也“三一八惨案”。

“九一八事变”后的年12月17日，平津等地学生赴南京请愿抗日。蒋介石请陈铭枢、蔡元培出来劝学生，陈铭枢被闷棍打倒，蔡元培被女生薛迅扇了耳光。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蔡伤数月方愈。策划者是北平地下党，目标是保卫苏联。日本占领东北后，遂又进军华北。为此，蒋梦麟、梅贻琦等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第二次告同学书》，指出：“赤手空拳的群众活动只有荒废学业，绝非有效的救国方法。”并呼吁学生“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年下半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由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学生领袖带领，各校学生六千余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10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此即“一二九运动”。事件发生后，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在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孟真（傅斯年）说我近日脾气不好！其实我这几天的失望比前二十天更大。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领袖，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个浮动的局面，是可痛心的。”对于学生上街，主动或被动参与政治浑局，胡适历来持反对态度，更反对政治派别煽动利用学生，尤其是国难当头之时，他主张苦学报国。西南联大有两学生欲赴延安，众学生集会欢迎，邀冯友兰与钱穆赴会演讲，以资鼓励。冯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钱穆则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当年红军在川西甘攻州发生分歧，张国焘主张南下，毛泽东则主张北上抗日。一学生读课文后，向老师提出一问题：“日本在东面，应该东进抗日才对。川西的北面是甘肃陕西，甘陕当时没有日本人，甘陕再北面是苏俄，应该是北上抗俄才对。”可惜这是几十年后才生出的钱穆式疑惑。持此观点者，尚有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等人，皆明哲之士，识得大局，洞察人心，且爱护学生有加。尤其是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本身即“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深谙其中的吊诡。

年底，西南联大学生游行，要求撤换孔祥熙，据朱自清日记载：“图书馆前学生开宣讲会，伯伦（雷海宗）似为首者。会后游行示威，队伍中联大学生不多，大部系校外者。”联大学子参与者不多，恰是这些明哲之士的观念得以推行的结果。马有千里之程，无人不能自往，西南联大之所以为后生不及，引领者起到了关键作用。游行回来后学校召集大会，梅贻琦主持大会道：“昨天，我和蒋（梦麟）先生一直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有出什么事。”历次学生上街游行，校长们都不主张，而一旦学生被捕，校长们又全力营救，使当局疑惑起了他们所持的态度。在“三一八惨案”公祭大会上，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曾沉痛道：“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的话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而利用学生者，只考虑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何曾考虑过他们的死伤。目的一旦达到，拍拍屁股一走了事，连人也找不到。

年在地下党领导下，近60万国统区大中学生参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与解放战争配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几十年后，一位北大毕业的老教授在接受闾丘露薇访问时反思：“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三菜一汤，白面馍馍吃得饱饱的，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虽说此“大学”非彼“大学”，但无论什么“大学”，都应明德至善。

原标题为“反对利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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