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旧文。今天朋友圈热闹了一天。纯私人感受，不想辩什么，不想说明什么。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个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争不歇。”

今天这首歌已经很少听到。就连我这样在市委机关大院长大的孩子，小学时穿红丝带滚边的翻领水手衫配红色小A裙（水手衫大面积被校服采用要到许多年后，我念小学的时候，这是十分精神的打扮）和同学们一起代表武汉市小学生在黄鹤楼下合唱过《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也从没有听过。第一次知道这首歌是看《青春之歌》——家里几个大书架，古今中外的书不拘什么都有，“红色”的书当然也有，但少年的我并无所谓古今中外、红色不红色的分类概念，从架上翻些发黄的书出来只是淘宝，看不看下去全在于眼缘——写到林道静以教员为身份，一日清晨出门，抱着露水沾湿的花，嘴里哼的就是这首《五月的鲜花》。杨沫写她穿着袍子披着围巾，唇红齿白，按今天的话来说叫青春气逼人，是那部书里不多的“小清新”场景。

后来也断断续续地听到几次，都是刚刚开了个头，从来没有完整过。真正记得这歌的调子还是有一次姥姥对我怀念她的青春时代。一次围了条清爽颜色的大毛长围巾回家，她见了叫好，说让她想起她年轻时同学们中流行的阴丹士林袍子，那也是她最喜欢的穿着，配上毛线长围巾，“就像一二九那样”，大方又漂亮，说着就哼起他们那个时候喜欢唱的：“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姥姥唱这歌的时候面上闪着少女般的光芒。她轻轻拍手，打着拍子。

是，我在市委机关大院长大是因为姥姥的缘故。但是到我这里，就算是机关大院，氛围也已经跟“红色”、“革命”没什么关系。小学班上已经以“我家有钱”、“我爸有台bp机”为荣。我也曾向同学炫耀我收集到全套麦当劳“开心乐园套餐”赠送的玩偶。回到院子里，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可能曾在各个部门身居要职的爷爷奶奶波澜不惊地微笑着请我去他家吃葡萄，谁家的阿姨低声骂自家孩子拿人家东西好没教养，对门小伙伴则搬一张大板凳在门口，为的是边写作业边跟人拍洋画。

跟你们以为的相反，姥姥很少跟我讲过去的事，更从来没给我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直到长大，依然是出名的散漫派。在家里，我妈妈和二姨是学外国文学的，小姨是学中国文学的。爸爸那边，爷爷是著名医生、基督教徒，爸爸自己是西洋古典音乐发烧友。从小，家里整摞整摞堆着各种不明所以的唱片，后来是磁带。架上的书，不小心抽出来的是《圣经故事》或者配着工笔画女人插图的小说。在“巴赫”还是“拔河”的时候，我就已经会在琴键上叮叮当当地敲出完整的《小步舞曲》。

姥姥自己也喜欢文学——这又跟你们以为的不一样，她并不是成日在家翻《资本论》或者《毛泽东选集》——后来大了，我自己买了书总记得拿给她看，因她说，我跟她口味相近，杂七杂八，什么都有。

那我当时喜欢什么呢？哈，我。我当然喜欢蝴蝶结和纱裙，喜欢小说里小姐们骄矜地把手伸出去给骑士吻，喜欢月光下的睡莲。我还喜欢巴顿，二战部分是世界史里我最喜读的章节。中途岛如何，瓜岛又如何，隆美尔如此如此，蒙哥马利这般这般，搬张小板凳在门口开讲，小男孩们越聚越多（因为小女孩对此多不感兴趣），滔滔不绝，从下午三点到七点，直到小听众们一个一个被拎回家吃饭。至于红军、抗日、解放战争？知道是知道，可是谁会讲啊。学校里的“品德”和“历史”两科总有人讲，语文课本也讲，班会也讲，校会也讲。再讲，那叫拾人牙慧，太不酷了。

是，我就这样自以为是地生长着。三年级一班的我在“七七”那日面对全校做“国旗下的讲话”，主题依然是“勿忘国耻，勿忘卢沟桥”。就当时的年龄而言，讲得很好，从桥上的狮子及乾隆的“卢沟晓月”直到清水节郎的记述及金振中营长奋力带伤率部抗敌。但那洋溢的激情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以最低年级站在国旗下演讲的殊荣及台下刷刷注视的眼睛。对“革命前辈流血奋斗”的感悟只如浮动在水面上的晨雾。

九七年，香港回归。全家人守在电视机前看政权交接的全过程，啧啧地叹“这王子怎么长得这样丑”，“活像只狒狒”。米字旗降下的时候，其他人都敛颜肃立，独彭定康格外低了头表示痛心。姥姥评论：“这所有人当中，彭定康表现得最不大方。”我那时只觉彭的姿势同他人不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现出忠君爱国，倒有点儿可敬可怜——是，香港回归是“雪洗百年辱”的开头，因此自九七年开年起，学校一直在滚动进行香港历史及回归意义的教育。但小孩子总愿意表现出一点与众不同，且被“轰炸”得过多，耳朵起茧，已经有逆反心——赶快放出一个新奇观点：“他表现得最好，这叫爱国有骨气。”姥姥登时沉下脸。

那是记忆中的第一次，由家人来同我进行“思想教育”方面的谈话。其实不用说到内容，单只是一向慈和冲淡、从来纵着我胡天侃地的姥姥沉下脸，已经让我明白严重性。

我小时候电视台还不太多。后来虽然有了地方台，但距离今天的“全民娱乐”还很远。那是电视台的内容界定缓慢走向松弛的年代，也是中国在为着“国际化”做准备、心情忐忑的年代。中央台永远在放“主旋律”，主题永远是长征、八路军、新四军、地下党。姥姥总喜欢看这类电视剧，这令我十分不解和抓狂：我不能理解在文学上与我趣味相近的姥姥如何会喜欢这种老掉牙、毫无新意、意识形态味道浓重的题材。我自小学三年级就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了！

中学的功课渐渐多，所以头发长到一定长度就要理。有一次跟妈妈比比划划，我的意思是头发一定要过肩——那个时候已经快青春期，看到的诗词里的女子都有一头云般乌发，三千烦恼丝缠缠绕绕，正符合那时的心境——为了说明自己的设计，我对妈妈说：“我才不要头发剪到脖子后那么短。要是再一边一个夹子，跟八路军似的！”

——天知道，其实我只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品味多么洋派，说“跟八路军似的”为的是突出戏剧效果。像我这种从来不看“主旋律”的人，哪里注意八路军是什么发型，也就在不屑地走过姥姥对着的电视机屏幕前，一眼瞥到罢了。正为自己生动刻薄的譬喻洋洋自喜——少女是顶刻毒的，损了人只觉自己高明——妈妈突然一声断喝：“八路军有什么不好！没有八路军哪有你今天！”

我的妈妈，是W大英文教授。最最见不得我同男孩子趴在地上打弹子，最最见不得我抱牢巧克力盒子猛吃，最最见不得我看《七侠五义》，最最见不得我走路“迈方步”。她是一直致力于把我培养成一位淑女的人。嘿，我哪里想到，看原版莎士比亚、引用济慈和爱默生、教我念《快乐王子》、要求我随时挺胸收腹、论文题目是何为有效得宜的语言、讲话轻言细语、着装清雅大方的妈妈，毫无预兆地瞬间这样卫护起老土的“主旋律”来。

许多许多年以后——都说青春短暂而漫长，长大了的人以为弹指一挥间的事，在青春的眼里已经是万水千山——我行走在欧洲，当年多少人包括我自己觉得雅趣情致如同文艺圣地般的欧洲。我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上街去抢购新出的口红，我跟同事一起出去烧烤、约朋友去看展览，我忙着计划假期的出游，我为裙子没有衣服配而烦恼。对了，我也在学院的经典必修课上读了打小就听说、却从不知为何物的德文原版《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

童年的一切仿佛远去。再没有应试教育的政治考试，再没有不得不应付的“表现好”，再没有松垮宽大、走起路来啰里啰嗦不合身的校服，再没有周一晨会必备的“爱国教育”和升国旗。我是在什么时候，是拎着口红袋子、是在咖啡馆谈天、还是开着讨论会之时，忽然意识到，那被我曾经暗地里捂着嘴嘲笑过多次的“老土”历史，不管是否显得精致优雅、不同凡响，都成了我身份的一部分，于我或于他人。那是一个我所属族群关于其发展轨迹的共同记忆，是我今日站在有着小姐和绅士、香水和音乐的“欧洲”或任何其他地方的背景。

“祖国”和“革命先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太过平常的概念。生于斯长于斯。永远在“洗脑”，永远在重复。如果有人当面挑衅当然懂得立时反唇相讥，但那也有一半是为了自己面子上过不去。太平常太平常，又是太多遍的重复灌输，就像吃多到了让人反胃的地步。因此任何一个“有格调”的人都不屑于思考或讨论它背后的故事和意义。正如今日已无人用路易威登（也就是“驴”牌）的Neverfull来炫耀，转而奔向香奈儿的荔枝皮，因为那尚不是人手一只。

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仔细了解，姥姥他们的地下工作的细节：怎么为一二九印传单，怎么开始救亡的启蒙，怎么奔走协谈、使和平解放武汉成为可能，怎么在十年动乱中坚守良心、救一个是一个。

直到，和一个德国市长的一次私人通信。我说，姥姥去世了，她曾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奋斗，她促成了武汉城的和平交接。而他的回信是，这是一桩奇迹和伟大功勋，我太想知道，你可否告诉我一切有关武汉和平解放的细节以及像你姥姥般的中国人曾做过怎样的努力。

看到信的那一刻，我无言以对。

我从不曾认真了解。

我，从小会说外语的我、用中华文明典籍吓唬“老外”的我、会品着红酒夸夸其谈的我，竟从来没有认真了解自己何来何从。格调，要与众不同才显得独特矜贵，我怎能允许自己被这等人云亦云的玷污。

这是个“宏大叙事”消解的时代。没有人再讲革命、理想、牺牲。没有人再傻子一样、忘我地慷慨激昂。先辈的赤忱，在时代人眼中，是那么不合时宜、那么憨呆、那么土。每个人都学会翘起二郎腿、撅着下巴，姿态高冷地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显出自己是多么不染俗尘、多么见解精辟。我们一边讥诮地谈论着，自以为俏皮，一边在先辈流血奋斗的余荫下，努力地活着、麻木地活着、犬儒地活着。血馒头，谁没有分得一份。

年的秋天，《北平无战事》热播。我在德国的家中，通过youtube追剧。那讲述的也正是我的姥姥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的一段时光。可笑的是，作为后人、由她抚养长大的我居然要通过电视剧来了解当日情形。穿着素色旗袍的何孝钰，颤颤地伸出手，低声确认工作细节，光线里飞扬着细小的尘灰。我突然问自己：“姥姥当年也是这样的吧？”

童年过去很多年后，在异国他乡的电视机前，我泪流满面、哽不能言。

直到此刻才明白：不是喜欢老掉牙题材的电视剧，那是姥姥在一遍又一遍重温她那热血沸腾、一去不返的青春。她在一遍又一遍检阅，由她和许多人倾注了青春和心血、甘愿用生命来破晓、伴随着她的成长和爱情的中国的缔造。

后来，远在香港的姨夫制作好纪念的视频，由小姨传给了我。

我坐在一所欧洲大学的咖啡馆，隔着摄像机，隔着电脑屏幕，隔着一年的光阴，看着姥姥身上覆盖着我在新闻联播里多次见过的鲜红的党旗，看着她惨淡的面容——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我从没有想过她也会这样。

我看到各个部委送来的花圈靠墙排成一列，看到他们写的挽词：教育系统，感谢她在共和国建立之初打下基础，在文革后重建教育，尽心改革，人事系统，感谢她唯才是举，推荐了一批好干部，宣传系统，感谢她深入基层，理论结合实际，市委，感谢她为武汉解放和解放后工作作出的贡献——我，从未有认真了解过其中任何一项内容。我看到以自己名字打头、表弟表妹名中各取一字组词而就的“睿智玢璘骁毅有识”写成下联的上半句，那是符合姥姥身份、并为她终身所爱的美丽的古体中文。挽联的题名中，家人很自然地用了我从未公开的小名。我看到青松，看到妈妈在无声地哭泣，看到姥姥的骨灰盒被平平稳稳放入她在生前就已备好的墓穴，从此如她所愿，同早逝的外公共穴而眠。

没有想到，第一次完整地听到《五月的鲜花》，竟是在这样的情景。

《五月的鲜花》一直在背景，循环播放。

我于泪眼朦胧中听见：“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个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争不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