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街头维修柳编制品的小商贩

△在街头卖招财小物件的商贩

城市是声音的世界,是喧闹的化身。商场和小贩络绎不绝的叫卖声,是上世纪中国城市特有的音响组合,记录了城市成长的脚步,也融入了复杂的人文情怀。叫买叫卖是小贩的共同特征,他们利用“天赋小聪明,在手上和嘴上打主意”,“或高声吆喝,或借响器招徕,或唱经说段”,丰富多彩,各具特色,成为“城市之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招揽生意,流动摊贩想方设法练就“嘴上功夫”。他们“有腔有调、有滋有味、合辙押韵、抑扬顿挫,把所叫卖的物品的特点、优点都唱出来,富有艺术性”,构成城市民俗的一部分。

娴熟的小贩用力吆喝自己货品的功效。夏日的里巷,充斥着防虫解暑商品的叫卖声。“美人胶、雪花膏、香粉、香水、香肥皂；爽身粉、冰片粉、蚊子一见就会滚,宝宝一宵睡安稳”听来诙谐有趣。“哎！芦根当茶喝,名目效果强。夏天小儿用了它,包你皮肤不生疮。”类似产品功用的叫卖,加速了居民购买的速度和力度,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些“街头的商贩是很有天赋的广告家”。

一些有“艺术”底子的摊贩为了吸引顾客注意而直接唱起小曲来。上海里弄的居民特别喜欢这类叫卖声,卖梨膏糖的小贩来到里巷,用苏北方言唱开：“呜呀呜哩哐呀,梨呀梨膏糖呀！老爹爹吃了吾的梨膏糖呀,一觉睡到大天光呀；老奶奶吃了吾的梨膏糖呀,耳不聋来眼不花呀。”小贩的吆喝常用手风琴伴奏,总用同一个曲调,配合不同歌词,巧妙唱出各种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吃了梨膏糖后的种种好处和不吃梨膏糖的种种坏处。

一些小贩嘴里媚俗地喊着让所有消费者都欢喜的“彩头”,令人忍俊不禁。在旧时武汉,卖糖的吆喝着动听的唱曲：“老爷吃了我的糖,一天赚进十万大洋；太太吃了我的糖,到了老来儿孙满堂；少爷吃了我的糖,包你考得状元郎；小姐吃了我的糖,即时变一个花姑娘；众人吃了我的糖,提精养神喜洋洋。”看来,了解市民的不同生活愿景,并将此与自己的货物巧妙结合起来,是小贩吆喝前要做的功课。

△街头理发师用唤头招引顾客

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吆喝法。住在上海租界亭子间的鲁迅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也不禁感叹,如此多的叫卖声,“假使当时记录下来,从早到夜,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小贩吆喝起到了很好的广告效果。

小贩除了吆喝外,还时常敲出各种击打声吸引顾客。卖不同的物品,操不同的家伙,各具特色,可谓不见其人,先闻其声。

近代武汉小贩们敲着各式各样的响器招揽生意,被称为“敲梆梆的”。起初,售卖胭脂、扑粉、花布、针线等妇女用品的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过去雅称“惊闺”),摇动起来叮当作响,所谓“手执惊闺沿户卖”。拨浪鼓后来发展到小鼓、小锣齐鸣,“咚咚”之声不绝于耳。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生动地描绘了昔日武汉的摊贩们敲梆鸣锣兜售货物的场景：“芝麻馓子叫凄凉,巷口鸣锣卖小糖。水饺汤圆猪血担,深夜还有满街梆。”进入民国以后,又有擦皮鞋的敲踏脚箱,卖冰棒的敲柜子,卖肥皂、雪花膏的打洋鼓、吹洋号。

△卖儿童玩具的小贩通过敲锣来招揽生意

在成都,铜锣和铃铛是摊贩们最常用、最能引人注意的响器,所谓“门外忽来卖货郎,连铃鼓动响叮当。婢供驱使娘弹压,挑拣全凭女主张。”当小贩们发出声响时,“居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便会知道某种小贩的到来。”小贩们带着货箱,大声吆喝,吸引买主来看他们的玉器、针头线脑、熏蚊香和其他日用品,女顾客则为此讨价还价。即使是类似的商品,小贩们仍可以用不同的鼓声来加以区别。长期接触往来形成的默契,大可以让市民们通过不同的器具之声,判断出小贩何人,所卖何物。

白天年轻小贩的叫卖声悦耳动听,深夜老人嘶哑的吆喝声却让人不禁寒颤,给都市的夜晚平添了丝丝凄凉。“鹄面提篮夜五更,深街旅舍一声声。风霜五十年前事,每听鹃啼未忍闻。”老人鹄面提篮在深夜旅舍叫卖：“……油炸花生米,兰花豆……”声音悠长而凄切,令人不忍卒听。难怪有文人不禁感叹：“这是人类求食的悲哀,这是人类丐助的惨叫,可怜的人类哟！”

△小贩中卖佛珠的老大爷

吆喝声中传达出凄怆悲凉感的还有稚嫩的孩童。蓬头垢面、衣衫破烂不堪的小学徒,沿街叫卖油条,生意冷清而忧愁满腹,伤心落泪。因其老板异常凶恶,若是他每日卖不掉五十根油条,不仅回家不许吃饭,而且还要打骂一顿……还有一个可怜的卖棒冰的小孩在烈日下嘶叫着：“臭汗滴滴下来,很快的干去。枯柴的手,不停地敲着木箱。箱里的棒冰,任渴苦到死,亦无福一尝。”

细细品味,都市小贩的叫卖声“是有灵性的,是含有文化的”。听小贩吆喝,能“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从小贩叫卖声中,人们约莫可以体味不同城市人群的个性。北京的小贩天生具有幽默感,叫唤起来好像说相声。卖旧衣服的吆喝摊高喊：“喂,这个,你来看一看吧。这是大棉袄,底面崭新,还是新棉花。摸在手里,暖暖乎乎的。穿在身上,暖和着啦。这个,你给两块五毛钱,就拿了去吧。”上海的小贩则侬腔软语,好比戏子唱曲般优雅绵柔。武汉小贩直接明了,隐隐露出直爽火爆性格。成都小贩的吆喝声则抑扬顿挫,既滑稽好笑,又回味无穷,富有温情。

△小商贩中卖冰糖葫芦的老大爷

老人、孩子凄凉的吆喝声,呈现出近代社会动荡中民生的疾苦。本该安享晚年或烂漫童年的他们,却沿街叫卖悲苦与无奈。他们“任渴苦到死”,也不愿吃一根冰棍,但每天却有众多的主顾光顾他们,折射出近代城市的贫富悬殊和阶级色彩。郁达夫则从“笃笃笃”的敲小竹梆的声音中听出了“百业的凋敝,城市的萧条”。在《移家索记》中他写道：“往年这些担头很少,现在冷街僻巷,都有人来卖到天明了,确实是民不聊生的点点实证”。

△吹着笛子叫卖的少年小商贩

然而总体上,抑扬顿挫、韵味悠长的叫卖声宛如“都市一阕动听的交响乐”,丰富了城市之声。这些声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岁月,都始终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如影随形,成为城市的乐声、故乡的音符。

城市是有味的,各色食品弥漫的香气萦绕整座城市,使本地人甚至过往的游客均恋恋不忘。“这种味,既是一种气味,更是一种韵味。”近代流动摊贩极大地丰富和传扬了城市的味道。

走街串巷的小贩极大地满足了市民的口福之欲,“使饮食市场呈现出一派多姿多彩的风貌”。流动摊贩用自家的独门秘方和特色手艺给各方来客展示了一场舌尖上的盛宴,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使居民和游客不仅领略了美食风情,也记住了每个城市特有的味觉和城市性格。

△锅里热气腾腾等候生意的小贩

酸在两广。咸酸是深受广州群众喜爱的小食之一,以时鲜果蔬,如萝卜、芥菜、莲藕、子姜、辣椒、木瓜等,用糖精、米醋腌浸而成,甜酸爽口,风味独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卖咸酸的小贩多提着篮子沿街叫卖,后来便有些小贩挑起咸酸担来。广西南宁的酸品在方言中则叫做“酸野”,民谚“英雄难过美人关,好女难过酸野摊”将“酸野”的美味描述得惟妙惟肖。一个“野”字把得西方风气之先的两广人敢为人先的粗犷精神展现出来。

甜在江浙。江浙一带对于甜食格外偏爱,桂花糖更是闻名全国,其他美食也以甜主味。上海弄堂里充满小贩的甜蜜吆喝：“五香豆是甜得来！”“热白果来,热白果,只只脆来,只只大。又香又甜又是糯。”梁实秋非常怀念童年时代学校门口小贩卖的甜糯米藕,“那小贩正在一片一片的切着一橛赭中带紫的东西,像是藕,可是孔里有塞着东西,切好之后浇一小勺红糖汁和一小勺桂花,令人馋涎欲滴！”对于香甜如此喜爱,也让江浙佳人甜美可人,连江浙文化中也染上了这丝丝的甜味。

辣在四川。四川人可以说将麻辣发挥到了极致。说到四川的小吃,夫妻肺片是杰出代表,起初也是摊担美食。夫妻肺片麻辣鲜香,芹菜、辣椒油红绿映衬,格外诱人,成为成都小吃走向全国的代表。“底事轻身出广寒,供人饕餮劝加餐。姮娥何日重相会?玉体横陈月样盘”,形象描述了成都街头小贩叫卖麻辣兔头的情景。“成都人以麻辣召告天下,以麻辣促成自己的性格,他们以几百种的小吃告诉所有的人一个真理：吃在成都。”

现今闻名于世的各地小吃,若溯其源头,多为街头摊担小吃。今天全国五大名面中,热干面和担担面两样都是由流动摊贩沿街叫卖发展而来。

△年宜昌江边的小吃摊

武汉热干面最初是20世纪0年代汉口长堤街的一个叫李包的食贩制作的。据载,有一天,天气异常炎热,李包担心面条发馊变质,便将剩面煮熟沥干,晾在案板上,却一不小心,碰翻麻油泼在面条上,见状只好将面条用油拌匀重新晾放。第二天早上,李包将拌油的熟面条放在沸水里稍烫,捞起沥干入碗,然后加上卖凉粉用的调料,弄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人们争相购买,吃得津津有味。有人问他卖的是什么面,他脱口而出,说是“热干面”。热干面今天成为武汉人早餐必备,而且还卖到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

成都担担面的名字即点名了它的来源：摊担。相传担担面是年由自贡一个叫陈包包的小贩所创制的。当年挑担担面的扁担一头是个煤球炉子,上面一口铜锅。铜锅隔为两格,一格煮面,一格炖鸡；另一头装的是碗筷、调料和洗碗的水桶。卖面的小贩用扁担挑在街上,晃晃悠悠地沿街游走,边走边吆喝：“担担面——担担面——”就这样,担担面一举成名,成为四川小吃的经典。

闻名全国的北京全聚德也是由小贩发展而来的。全聚德创始人杨全仁初到北京时每天到肉市上摆摊售卖鸡鸭,由于其对贩鸭之道揣摩得精细明白,生意就越做越红火,为日后建立“全聚德”累积了资金。而全聚德烤鸭也因外形美观,丰盈饱满,颜色鲜艳,皮脆肉嫩,鲜美酥香赢得了“京师美馔,莫妙于鸭”的美誉,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品牌。

类似,许多旧时摊担小吃都成为所在城市的品牌与名片,既强化了吃与城市的关联,也传扬着城市鲜活的口味与印象。人们在街谈巷议时说起某道食品,就想到那座城市,聊起那座城市,也于潜意识中想起了那味美食。

小贩营生无关风雅,只与日常生活相连。小贩所售几乎全为事关柴米油盐的家常日用和各色小吃,所谓“摊头惯卖家常品,豆腐生姜韭菜黄”。小贩与市民的频繁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品位向平民化、世俗化方向发展。

各色小贩将“民以食为天”的平民文化演绎得格外真切。其所售食品老少咸宜,贫寒者以之充饥,平民百姓与富贵之家以之体验舌尖上的快感。近代文人群体十分留恋从小贩那里感受到的平民生活体验,乐此不疲。周作人曾感叹：“对于挑担推车卖的吃食我一向很有好意,觉得这都是民众性的食物。”朱自清也爱到三教九流汇集的茶馆里,享受白果的美味和平民悠闲的快乐。梁实秋每天热衷于巷口小摊的早餐时光,因为那里弥漫着平民的生活情调。他说：“我愿意看人吃东西,尤其这样多的人在这样的露天食堂里挤着吃东西。我每天早晨从这里经过,心里总充满了一种喜悦,我觉得这里面有生活。”

小贩在年节时令的兜售之物,满足了市民的部分信仰需求及其世俗表达。在旧时上海,小贩们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重阳、腊八、灶神日、除夕等一年中不同时节和市民祭祖之日,变幻贩卖着市民之家所需的食物和货品。虽摊头货品事关民众信仰生活,但日常化的食品显然无法构建或强化人们内心的崇拜与虔诚,相反加深了百姓信仰时空的世俗化特征,当然这是以广大国人宗教或迷信的实用主义为背景的。

△民国上海路边的小吃摊

流动摊担传达出每座城市特有的城市味觉,有的美味还逐渐成为富有影响力的城市品牌,形成“舌尖上的城市”意象。小贩强化了市民“民以食为天”的生活旨趣和口腔化生存样态,也无形间形塑着城市的平民化、世俗化精神。

为了谋生,摊贩们必须学会一套生存之道。他们售卖货品,又身怀生存绝技,表演街头艺术,丰富了大众娱乐,带给城市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吆喝固然重要,但拥有精湛的生存技艺,也不失为摊贩长久立足的制胜法宝。成都茶馆里的小贩们利用自己抓瓜子的绝技与顾客们玩起了博彩游戏：一种是猜瓜子的数目,另一种是抓得准,而摊贩们自然胜局在握,让茶馆的茶客们惊叹不已。20世纪0年代的一位作家便在茶馆看到,一个小女孩的瓜子卖得特别快,因为她能按顾客的要求一把抓出准确的瓜子数量。小贩不仅出售了商品,也用自己的绝招给茶客们带来了生活的乐趣。

有些娴熟的小贩甚至将自己的生存绝活艺术化。武汉一个报社记者曾这样深情描述一个在自家巷口卖了十年汤圆的小贩的高超技艺：“一锅热气腾腾的滚水,他抓着一圈拳头大的米粉,两三下把它搓成条,又一截一截的截下来,摆在侧面的木板上,再逐一搓成小圈,塞入糖心的时候,如果你用嘴来数,‘一,二,三……’数到‘四’,最少他已放了三个汤圆到锅里去了。假如你是初来的顾客,你一定会疑心他忘记塞入糖心,会叫你上几个铜板的当。但当吃得时候,把汤圆咬开来看看,里面的糖心却黄黑分明！半边芝麻糖,半边黄豆沙糖。你真叫一声‘绝技’啊！他那双敏捷的手,也让人不禁感叹：‘不是机器,是艺术。不是艺术的艺术,是货真价实的人生的艺术。’”

为了增加叫卖的吸引力,许多流动摊贩兼做街头艺人。他们一边吆喝商品,一边摆弄说书、杂耍、博彩等娱乐活动,以广开销路,“让现代人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重温逝去的岁月风情”。

小贩利用街头公共空间,兜售货物,表演技艺,你来我往,妙趣横生。老汉口居民区常有耍猴把戏的小贩,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就曾饶有趣味地记载“近来耍戏更新鲜,教法能将畜类传。猴子狗熊顽棍棒,雀儿老鼠打秋千。”上海的小贩艺人也五花八门,“露天舞台的演员,真是件件皆能,包罗万象。这样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落得这一个怪可怜的场合里,真使人兴‘上海吃饭难’之感。”

摊贩们街头表演最富吸引力的就是讲故事,尤其是有关性和暴力的内容,往往能吊足观众胃口,使顾客慷慨解囊。上海有一个卖梨糖膏的小贩就是此间高手。“此人用上海方言说故事,伴随着各种有趣的手势,他还不时用木块敲击桌子,以引起围观者注意；像玩木偶的人一样,他非常擅长用声音的不同效果来表现骏马的奔驰声和大炮的轰隆声。他显然表演得很不错,因为人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每每说到关于性的地方,他的声音也变幻了,用异常神秘的、低沉的音调描述每一处细节。眼看着故事就要到真正的高潮,我们知道他又要说些什么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现在大家先来尝尝我的梨膏糖吧。’接着,他便打开箱子,拿出糖果,笑眯眯地向人们兜售。”对于听众来说,这个推销策略十分奏效,小贩的梨膏糖销路自然很好。这样的街头表演是许多民众每天翘首以盼的乐事。对于孩子们而言,每天短时间地接触类似的街头文化——包括露天表演、商业、暴力和性,构成了他们关于这个世界启蒙教育的一部分。

△一说是街边叫卖大力丸的商贩；一说是杂耍的匠人。

卖艺小贩带给人们无穷的欢乐。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虽靠拉洋车、作牛马走,在北京艰苦度日,却也不愿去别的城市过一种可能稍微轻松的生活。其中一半的原因,就在于北京的小贩艺人带给他无尽乐趣,让其不忍离去。在北京天桥,“平时,这里的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唱秧歌的、说古书的、练把式的,都能供给他一些新的快乐,使他张开大嘴去笑。他舍不得北平,天桥算是一半的原因。每逢望到天桥的席棚,与那一圈一圈的人,他便想起了许多可笑可爱的事。”

对于穷苦大众来说,小贩的街头表演几乎成为他们有关城市娱乐生活的全部想象。他们无力掏钱去剧院、茶园消费,故而每天在特定的时空,乐于花些小钱去看小贩表演,同时买些小贩的货物。娱乐使小贩与民众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流动摊贩用各种各样的街头技艺,满足了城市平民休闲娱乐的需要,为市民平淡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

△年，杭州，在街头现场表演做鼓

实际上,流动摊贩充当了民间工艺传承人的角色。一方面,他们吹拉弹唱,吆喝叫卖,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种“口头传统”,还凭借着高超的手上功夫,织布、剪纸、弹奏……将一项项精巧的民间艺术传承下来；另一方面,他们用来招揽生意的各种绝活,极大地丰富了民间文化,成为与精英文化并立的另一种文化形式——草根文化,“使民间文化有了延续生命的空间”。

△杂技男孩街头卖艺

摊贩谋生的街头是城市生活中重要的公共空间。由于缺乏严密控制,街头为娱乐、社会交往以及个体谋生提供了许多机会。“这个公众生活空间可能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乃至形成独特的社会形态,进而演化出别具意义的社会文化。”

△同时握三支笔写字的算命先生

流动摊贩丰富了街头文化,平添了都市的草根色彩和平民精神。他们造就了平民化的城市之声,大众化的城市之味,世俗化的城市之乐,也营造出一种都市草根文化氛围。这种平民化精神凝聚为有力的城市之魂,体现“城市的文化传承、文化积淀和文化品位”。在民国武汉,“十有其一的小贩人群,在生计逼迫与都市生活的双重形塑下的精明习性,成为这座城市小市民化倾向的重要来源。如此势必会销蚀都市生活总体的浮华、高贵和优雅的情调,使之归于平淡与庸常。”近代武汉市民就以“贩小菜的”来揶揄斤斤计较的人,可见小贩与市民之间的界限模糊。就这样,“这些为人不屑一顾的小人物俨然成为了商业世界和城市文化生活的一个基层组成部分”。

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但城市记忆不可能凭空而生,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事、物上。流动摊贩承载了近代城市集体记忆,延续了城市文脉。

△年湖北宜昌街头理发店

有关小贩的城市记忆是经过文化精英过滤和传递的,以上所述,“是这些精英们所看到和理解的大众、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小贩不可能记录自己的历史,但频繁的日常往来,让原本隔离开来的文人群体与摊贩群体有了生活的交集和情感的互动,摊贩书写成为文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近代许多文化人在回忆录、散文、小说、竹枝词里保存了有关摊贩的丰富资料,近代报刊亦时常刊发文章描摹小贩民生。清末有人记录一年中北京市上叫卖的各种词句与声音,写成洋洋洒洒十万言的《一岁货声》,引起周作人极大的共鸣。上海作家“铁民”也模仿之,并写成题为《老上海的街头音乐》的散文,以缓解自己的思乡之情。朱自清童年的回忆是与家乡街巷卖栀子花的小姑娘和淡淡花香紧密相连的。林徽因和萧乾都对老北京“胡同小贩奏响的交响曲”无比迷恋。文人记载呈现出他们有选择性的城市记忆,极大丰富了今人对昔日摊贩的感知。

△用鸟算命的江湖术士

当然,不事书写的劳苦大众也有自己的方式表达有关摊贩的集体记忆,那便是口述。新中国成立后,老上海时常回忆起街头商贩所提供的各种不时之需的服务和“过去那段美好的时光”；离开上海的人们,也会怀念那些随时随地都可买到的形形色色的小吃,以及街头的各种吆喝声。岳永逸的《老北京杂吧地》,便是旧时天桥小贩艺人集体口述的学术化呈现。昔日小贩当下正依据文人记载和自身口述渐渐“复活”,屹立在上海、武汉、西安等城市商业步行街里形态各异的摊贩雕塑展现着当年的都市风华。“在这个意义上,记忆已不仅仅是工具或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年曲阜街头交易中的小商贩和顾客

为数众多的流动摊贩游走在近代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都市文化。他们唤出美妙的城市之声,传达溢香的城市之味,提供丰富的平民娱乐,从而增添了都市社会的草根色彩与平民精神,承载着城市集体记忆,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与城市大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年第6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本期编辑：齐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