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上）

一、引言

有翼神兽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是一种使用材料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这一主题包括若干不同种类（如带翼的狮、虎、鹿、羊等），其中尤以天禄、辟邪最引人注目。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它主要流行于东汉以来，并以南朝陵墓的神道石刻最引人注目（形体巨大，雕刻精美），因此其讨论多围绕于南朝的神道石刻。如三十年代出版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央古物委员会，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部报告中，学者曾对天禄、辟邪做专门探讨，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关于天禄、辟邪的起源，他们有两种观点：一种比较大胆，见于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第71－90页）；一种比较谨慎，见于朱希祖＜天禄辟邪考＞（第－页）。滕固的看法是，这类主题于六朝时期虽已“十足的中国化”，但出现当更早（不但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且可以提早到战国），渊源是古代亚述地区的艺术，类似主题也见于塞种和大夏，以及希腊和印度的艺术，西人或称wingedchimera。这是受西方学者影响。而朱希祖的看法则颇有保留。他引中国古书中的“如虎添翼”说，引《山海经》中讲带翼神怪的话，以为这类形象在中国非常古老，它们究竟“是吾国固有之遗风，抑外国传来之新范”，很难肯定。尽管“外来说”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是一种“海外奇谈”，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国人接受，但笔者认为，这却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想法。特别是七十年代，在白狄国家中山王墓的出土物中，人们再次见到这种神兽，它们是与不少带草原风格的器物共出，这一想法被再度激活。有些学者认为，我们应放开眼界，对习惯的想法做重新思考。

现在因为整个讨论还不够深入和系统，国内学者对境外的材料很不熟悉，国外学者对境内的材料也了解不够，无论哪一种想法，片言孤证，都难以定论，故本文汇集有关材料，试就这一想法进行探讨，希望对问题的研究能有所推进。

二、出土发现的有翼神兽

有翼神兽在出土发现中材料很多，笔者眼界有限，难以搜罗齐全，下面仅就目前所知，以时（春秋到东汉）为经，以地（出土地和国别）为纬，把其中年代较早也比较典型的例子列举如下（汉以后的材料暂不讨论）：

（一）春秋时期

主要有两个例子，都是属于青铜饰件：

1．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国大墓出土的立鹤方壶。原出为一对，一藏故宫博物院，一藏河南省博物馆。它们除有两兽耳，器腹四隅的下方还各饰爬兽。后者与一般方壶上的爬兽相似，但不同点是背树双翼，翼尖朝后。其造型比较简率，缺乏细部描写，它们究竟是偶然的艺术变形，还是外来的艺术主题，尚须进一步证明，但对问题的讨论还是不容忽视。从墓葬年代考虑，其制作时间约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前后）。

▲立鹤方壶

2．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青铜器饰。相传是年河南新乡附近的古墓出土，包括装配在一圈状物上的兽形饰四件，及散置的鸟形饰和兽形饰各两件。前者类似东周流行的兽纽器盖，后者类似东周流行的铺首衔环，因此梅原末治推测它们是一件硕大圆壶（从复原图推测，高度约70－80厘米）的器饰，并画了复原图。其所谓器盖上的兽形饰是作侧首蹲伏状。它们既有狮虎类的兽首，张口露齿，兽口两侧有翼，又在头上立一小鸟，口衔兽首的肉冠（瘤状突起），双翼平举；既有狮虎类的兽身，又背树双翼，略呈S形，翼尖朝后，作垂鳞状叠羽（两排）；四足也作鸟爪：前足是钩爪，后足是尖爪，腿后有距（类似鸟爪后面的突出物）。其纹饰，兽身为云纹，兽口为S纹，口侧的翼为简化羽纹（作篦齿状），铜圈为绳索纹。而所谓器腹上的神物，二兽有狮虎类的头和鸟类的双翼，二鸟（头上有隆起的肉冠）有相同的云纹在身，相同的羽纹（作篦齿状）在翼，衔环则饰重环纹，显然是前一种饰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同样是翼兽和神鸟的组合。其纹饰与侯马陶范中的纹饰相似。从纹饰判断，年代似可定为春秋晚期。战国时期的狮首翼兽或即由此发展而来，鸟首（由鹰首变形）翼兽也与此或有关联，因此它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件。

（二）战国时期

（甲）铜器

1．甘肃泾川出土的“翼兽形提梁盉”。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其特点是以兽首为器流，兽身为器身，兽足为器足，并饰双翼于器腹。兽首，从发表照片看，不太清楚（未见原物）。双翼，是以突起的阳线（上面的细纹是阴线）表现翅脊，细密的阴线表示羽毛（从下故宫藏器看，阳线的前端是一钩喙的鸟头），翼尖朝后，四足作鸟爪，腿后有距。此器年代，估计在战国早期；国别不详，但从下述器物看，应是三晋制造。

▲甘肃翼兽形提梁盉

2．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藏“翼兽形提梁盉”。它们和上器的不同点是器流作鸟首，盖纽和提梁也不太一样，但明显属于同一类造型。故宫所藏（见于陈列），是年入藏，出土不详，其头部与上博所藏不尽相同，鸟嘴较尖，双目填金（疑是后做）。广博所藏，出土亦不详。上博所藏，原在伦敦戴迪野行（Deydier），据云是从山西太原金盛村盗出。由这一线索判断，我们怀疑，上述各器都是三晋制造。

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鸟首兽尊”。这件器物与2相似，也是属于鸟首类。其双翼在身侧，用阴线表示，作平面装饰，翼尖朝后，呈S形；足作鸟爪，爪侧有距。年代，估计为战国早期；国别，应属三晋系统。其鸟首的装饰与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铜器相近，身上的S形纹则见于下述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鸟形模”和“虎形模”（注意：此兽的双肩和双髋作涡纹装饰，与下文图四九巴泽雷克出土鞍鞯的图案有相似处，类似装饰也见于上2，下4等器，但多为浮雕）。

4．湖北随县（今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编磬承托磬簴的有翼神兽。两件，皆作兽首长颈（长颈是为了承托磬簴）。其身口各有双翼，可与泉屋博古馆所藏相比，是类似特点；四足作鸟爪，后足腿后有距。年代为战国早期。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过一件镶嵌绿松石的神兽器座，该器没有明显的翼，但从造型看，与曾侯乙墓所出颇为相似（特别是头、耳、口、舌）。曾、楚二国，互为姻娅，器物、文字本来就相近，二者都是战国早期的器物，共同点多，自在情理之中。它使我们联想，从今山西到河南、湖北，可能存在一条南北的传播渠道。又，曾侯乙墓还出土过一件“鹿角立鹤”鼓座，也是鸟兽复合的器物。

▲河北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

5．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有翼神兽。分三种：（1）错银双翼神兽。共四件，可能是镇物，其造型与泉屋博古馆的藏品相似，也有狮虎类张口露齿的兽首，背树双翼，翼尖朝后，羽毛作垂鳞状，足作鸟爪，前后足的掌外侧皆有距；（2）中山王方壶。其四隅爬兽背树双翼，与上立鹤方壶相似，但头向相反；（3）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所谓“四龙”也是背树双翼（头生双角，长颈有鳞，四足为鸟爪，腿后有踞）。中山是与三晋（特别是魏国和赵国）有关的白狄国家（类似十六国时期汉化的外族国家），出土物既有三晋特点，又有草原风格。如该墓出土的虎食鹿器座就有斯基泰风格，而该国遗址出土的虎形金饰也是草原地区所习见。

（乙）铜器陶范

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境内多戎狄，北部（代地）并与草原地区邻近，所出器物或杂草原风格，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是其集中体现。如：

（Ⅰ）－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

Ⅱ号遗址出土的钟钮范。编号：ⅡT13⑤：6，钟钮是由一对龙首翼兽组成。翼的表现极富写实感，三晋花纹多有之。

（Ⅱ）2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

1．“鸟形模”。编号：T9H79：17，头部残缺，报告称“鸟形模”，大概是从其足作鸟爪来判断，其颈部花纹同下“虎形模”，翼的装饰也与下“虎形模”有翼者相似。未必就是鸟形模。

2．“兽擒蛇模”。编号：T9H79：18，头部亦残缺，但有翼，从身上的花纹看，似是豹类。

3．“虎形模”。编号：T9H79：19，两件，皆为半模：一件有翼，作垂鳞状叠羽；一件无羽。足为鸟爪，腿后有距。其虎纹作阴线S纹，是三晋铜器的特点。

（丙）铜器纹饰

1．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麒麟纹。麒麟在汉代图像中极为常见，形象多作带翼鹿，头戴一角，角端有肉（前端起节，如肉瘤状）。孙机先生指出，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花纹与之相似，应是较早的实例。此器也是出自三晋系统。

2．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上的兽面纹。是由变形的鸟首翼兽组成。这类花纹在三晋铜器中极为常见，往往正视可见其耳，侧视可见其冠，而且有如同鹰翼的鸟羽和类似泉屋博古馆藏器的简化羽纹。

3．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魏墓M57出土铜鉴上的动物纹。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鸟首翼兽和蛇，下层是马、鹿。其鸟首翼兽，皆长颈带冠，翼或上举，或下垂。

4．巴蜀兵器上的纹饰。巴蜀流行虎纹，虎纹多作带翼虎，用以装饰兵器。这种纹饰虽有当地特点，但与其南的滇文化和其北的草原地区可能有渊源关系。如：（1）四川广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铜戈（60年代在昭化宝轮院收集），器形属巴蜀式，但纹饰是鄂尔多斯式，上面不但有虎噬羊（或鹿）的场面，还有一兽很像是狮虎类的有翼神兽；（2）四川南部的石棺墓和云南滇文化的墓葬经常出土所谓“三叉格式铜剑”，这种铜剑也流行于内蒙、宁夏一带；（3）翼虎也见于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银带扣（详下）。这三点都暗示出，从内蒙西部到云贵高原一直有一条南北的传播渠道。

（三）秦代

陕西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的翼兽器座。现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特点是，兽首与猫科不类，而更像是骆驼或马，有尖耳和长尾，背树双翼是分铸而配装。

（四）西汉

（甲）铜器

1．江苏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出土的“兽形饰”。其造型与上述秦代的翼兽相似，也是作驼、马类形象，但头上有向后弯曲的双角（作羊角式），并且双翼朝后。同出有类似动物形象的金带扣一组。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年，属西汉早期。战国翼兽有不少是背树双翼，这种特点在汉器中比较少见。汉代翼兽的特点是，它们的翼多作长条形或叶片形，翼尖朝后，贴于身侧，羽毛则有两排和一排之分。

2．江苏苏州虎丘农机厂出土的“辟邪形铜座”。原物未见，器形不详，器底有铭文“尚方作河平元年五月甲子造”。此器是公元前28年的作品，属西汉晚期。翼兽形器座在两汉时期非常流行。

3．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鎏金镶嵌翼兽镇。两件：（1）“蝦蟆式”翼兽。狮首，独角，状如蝦蟆，器底有男根，浑身镶嵌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和水晶，即采用所谓“青碧玫瑰式”装饰。（2）雌雄双兽。作上下二兽，上兽为独角，下兽无角，身上亦镶嵌绿松石。这两件器物，日本学者均断为西汉之物，但它们也有可能是东汉的器物。

（乙）陶器

1．陕西西安龙首原西北医疗设备厂福利区92号西汉墓出土和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博物馆收藏的翼兽器座。两件基本相同，皆彩绘，大嘴尖耳，双翼朝后，足三分，颈后有方形插孔。其头部造型也与驼、马有类似之处，并且双翼在侧。此器是西汉早期的器物。

2．陕西西安十里铺西汉墓出土的翼兽器座。亦彩绘，颈后也有方形插孔，但不同点是作昂首挺胸的带翼狮。昂首挺胸也是后来天禄、辟邪的特点。此器年代也在西汉早期。

（丙）玉器

1．陕西咸阳汉渭陵（汉元帝陵）出土的带翼狮。两件，现藏咸阳市博物馆，一件作昂首挺胸式，头上有双角，贴头顶向后弯；一件作低首匍匐状，头上也有双角，双角并合，角端向左右分开。其年代在西汉晚期（公元前33年之前）。前者与东汉神道石刻中的天禄、辟邪相似，已具备其特点；后者作“蝦蟆”式。同出有骑马羽人（注意：马是有翼的天马）、鹰、熊等玉器，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草原艺术的气息。

▲咸阳博物馆带翼狮

2．故宫博物院藏带翼狮。清宫旧藏，与渭陵所出作“蝦蟆式”者大同小异，当是时间相近的作品。

3．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藏带翼狮。狮首似龙，亦昂首挺胸，头上有双角，背上有羽人为御，与上骑马羽人意匠同，可能也是时间相近的作品。

4．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浮雕饰件上的带翼山羊。作独角山羊。汉代艺术形象中的麒麟，多数是作带翼鹿，一角，角端有肉，这是中国风格的麒麟，但也有作这种形象，即与西亚风格更为接近。例如东汉以来的“五灵纹”，其中的“麒麟”，很多就是山羊式。此器与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出土铜牌饰上的动物酷为相似，不同点只是后者没有翼。前者是西汉遗址所出，后者是西汉墓葬所出，时代相近，但它们一出北方，一出南方，可以反映南北文化传播的广泛。

（丁）金银器

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银带扣。主题是翼虎。其形式与朝鲜乐浪遗址出土的虎纹带扣相似，但后者没有明显的翼。我国早期带扣有些是草原地区的制品，也有些是模仿这类风格的汉地制品。二者的关系值得探讨。在出土发现中，类似出土物很多，主题往往是龙，但石寨山所出和平壤所出却是虎纹。这样的虎纹，按当时理解，似可归入四灵系统的中国纹饰，但加翼却是受外来影响。现已出土的金银带扣，此种类型多见于汉地和与汉地邻近的地区（东见于朝鲜、日本，西见于新疆，南见于云南和广东），当然不能认为都是外来物，但它们的审美趣味还是受到外来影响。

▲云南虎纹银带扣

（五）东汉

东汉时期，上述翼兽中的带翼狮开始定型，形成固定形象的天禄、辟邪（下文按惯例，称成对者为“天禄”、“辟邪”，单出者为“辟邪”）。因为发现太多，这里只能择要做简短介绍。

（甲）铜器

1．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辟邪式器物。共三件：（1）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藏品（F．3），背部开口，长36．6、宽13．7、高19．3厘米，双角存；（2）赛克勒基金会借存（MLS），器形与上器相似，但尺寸略小：长24．2、宽11．6、高13．3厘米，双角失；（3）赛克勒基金会借存（MLS），器形与上面两器相似，但头部不同，背部有方、圆插孔（筒状）各一，尺寸界于上述二器：长25．6、宽15．3、高16．5厘米，双角存。此类辟邪的一个特点是往往足掌上翻。

2．江苏徐州汉彭城王刘恭墓出土鎏金镶嵌辟邪式砚盒。这是典型的“蝦蟆式”翼兽，头上有双角。此器装饰豪华，器表鎏金，镶嵌红珊瑚、绿松石和青金石，亦属“青碧玫瑰式”装饰。其年代约在东汉明帝时（公元58－75年）。

3．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鎏金辟邪镇。造型与东汉常见的辟邪相似，身上有类似豹文的花纹。

4．铜镜。孙机先生提到，浙江出土的一面汉镜上有独角翼龙式花纹，旁注铭文“辟邪”。

（乙）陶器

1．陕西咸阳市出土的翼兽器座。陕西省博物馆藏。兽首似驼、马类动物，与上西安北郊所出秦器座、龙首原所出西汉器座似为一系，而与东汉常见的辟邪器座不同。东汉的辟邪器座，多与下器相似。

▲咸阳翼兽器座

2．美国洛杉矶艺术博物馆藏东汉彩绘辟邪。头上有双角，前后足的上方皆有四条前端弯曲如钩状的羽翼。这件辟邪是东汉辟邪的典型式样，当时的陶器座很多都是采取这种形式。

（丙）玉器

陕西宝鸡市北郊东汉墓出土的辟邪式器座。头顶有一方形插孔，背部有一圆形插孔。

（丁）金银器

河北定县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天禄、辟邪。是用金丝掐制，一件作双角，一件作独角，皆有翼。同出还有掐丝金龙、掐丝金羊和各种金饰片多种。墓葬年代约在公元年。

（戊）神道石刻

头上或无角，或一角，或两角。东汉时期的标本，现在有十几对（但有些只剩一件）除四川地区的发现，似以河南，特别是帝都洛阳和豪族云集的南阳最集中。本世纪以来流散于各国博物馆的藏品，很多也是出自河南。南阳所出，一角者铭刻“天禄”，两角者铭刻“辟邪”（皆刻于翼上）；四川所出，则没有铭文。以天禄、辟邪守护阙门和神道是东汉以来的风气，它们一般是以一角者居左，两角者居右（六朝则是以一角者者居右，两角者居左），形体不算太大（一般在1－1．6米左右）。它们是魏晋南北朝这类石刻的前身（形体不如后来巨大，但基本特征相同）。魏晋时期，这类石刻未见，南北朝时期才重新流行（但南北朝以后衰落）。北朝所刻不精，制作精美者多是南朝的作品（集中于南京、丹徒一带）。它们的共同源头还是河南，雕刻工艺也是沿袭汉代，彼此非常相似。其实物有：

（Ⅰ）河南的标本。

1．南阳宗资墓前的天禄、辟邪。据宋以来的金石著录，河南出土的天禄辟邪石刻是以南阳、宝丰二地最集中。南阳所出主要有汉宗资墓前的一对，汉宋均墓前的一对，以及麒麟岗汉墓前的一对。宝丰所出则有州辅墓前的一对。这些石刻，现在只有宗资墓前的一对（或说只有一件属宗资墓，另一件不是）还在，现藏南阳汉画馆。

▲河南出土的天禄、辟邪

2．河南洛阳涧西孙旗屯出土的天禄、辟邪。一藏洛阳关林石刻艺术馆，一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其造型与上相似，下有方座，颈部有铭，曰“缑氏蒿聚成奴作”。

（Ⅱ）四川的标本。

1．雅安高颐墓的天禄、辟邪。一对，造型粗犷，不如河南所出者精细。

2．芦山樊敏墓的天禄、辟邪。一对。造型也比较粗犷。

（Ⅲ）散藏于西方博物馆中的藏品。

1．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博物馆的藏品。一对，传出河南内丘县。

2．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的藏品。一对，传出河南内丘县。

3．美国布法罗：阿尔布莱特—诺克斯美术馆的藏品。一件。

4．瑞士苏黎士：莱特堡博物馆的藏品。一件。

5．美国堪萨斯：奈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一对。此器下有方座，与涧西所出同。

6．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一件。

7．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的藏品。一件。

此外，应当指出的是，东汉时期的天禄、辟邪，有些无翼，学者或称“狮子”，如：（1）四川芦山杨君墓前的一对，（2）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一对，（3）年陕西咸阳西郊出土的一对，它们在墓地的位置和功能（看守阙门），它们的造型和姿态均与有翼者无别，其实仍应视为天禄、辟邪。

（己）画像石

在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中，有翼神兽是常见主题。其中既有格里芬式的鸟首神兽和天禄、辟邪，也有翼狮、翼虎、翼豹、翼马、翼鹿和人首（九头、三头和两头）兽身的带翼神物，例子极多，不胜枚举。这里可举两个例子：

1．山东沂南画像石中的例子。

2．山东嘉祥画像石中的例子。

（庚）其他石刻

1．四川雅安点将台汉墓出土的“辟邪插座”。现藏四川省博物馆，颈后有圆形插孔。

2．河南淮阳县北关纱厂汉墓（M1）出土的“石天禄承盘”。也是比较小的石刻（长22、高46厘米），同出有石俑、虎形座、狮形座、双兽座等其他石刻。

（辛）丝织品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在新疆出土的汉地织锦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一种鸟兽纹夹汉字的图案。其中的兽类，除狮、虎外，辟邪也是常见之物。如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讨南羌”锦、“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宜子孙”锦、“文大”锦、“安乐绣”锦，上面就有这类图像。

（六）其他

1．汉墓出土的“系臂辟邪”。是一种用琥珀、炭精、黄金、琉璃、骨头制作的无翼小狮，一般大小只有1厘米多长，主要流行于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孙机先生推测，当是系臂用来辟邪的用品。

2．广西合浦西汉墓出土的“辟邪镇”。辟邪镇。作三兽环立，也没有明显的翼。

三、传世文献中的有翼神兽

中国古代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写实的动物，一类是用不同种类的动物（特别是飞禽和走兽）夸张变形、混合而成，即纯属想象的动物。后者又可分为随意想象不太著名的动物，和经过长期筛选被人视为“祥禽瑞兽”的动物。这里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对“有翼神兽”的讨论仅限于最后一种，而并不包括前两种。如朱希祖提到的“如虎添翼”说，或《山海经》中的毛神杂怪，这里都不再讨论。

从文献记载看，中国最重要的“有翼神兽”是：

（一）麒麟

▲麒麟

是以鹿类动物为依托的有翼神兽。中国早期的祥禽瑞兽是以“龙”、“凤”或“麒麟”、“凤凰”最出名。但值得注意的是，“龙”、“凤”虽是商周铭刻中早就出现的名称，但“麒麟”和“凤凰”却并不见于早期铭刻。《春秋》经传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诗经?周南》有《麟之趾》，它们提到的都是“麟”而不是“麒麟”。“麒麟”作为瑞兽而与“凤凰”对举，似乎只是从战国文献才出现。“麒麟”称“麟”，一般认为是省称，就像“凤凰”称“凤”也被认为是省称。但我们从词汇发展的顺序看，情况却毋宁相反。它们也许反而是“麟”、“凤”二字的扩展。据《尔雅》、《说文》等书，“麒”、“麟”和“凤”、“凰”都是同一种动物的雌雄二体。但我们怀疑，“麟”（亦作“麐”）在未被神化之前大概只是一种鹿类的动物。这种动物被神化，是因为历史上的两个著名事件：（1）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年）“西狩获麟”（注意：其获是在西方），它的被擒曾引起孔子的哀悯，传说孔子竟因此而绝笔《春秋》；（2）汉武帝于公元前年西祠五畤，据说也曾猎获“白麟”（注意：其获也是在西方，所获之兽色白，正是西方的象征），因之改元元狩，为作麒麟阁。孔子见到的“麟”是什么样？《春秋》、《左传》没有讲，《公羊传》说是“非中国之兽”或“仁兽”，“麕而有角”（麕即獐，Chinesewaterdeer，Hydropotesinermis，只分布于中国和朝鲜）。孔子见了这样的动物为什么会大哭？原因是他自己就是一位仁者，在他看来，这种仁兽的被擒正是其道不行的象征。武帝所获“白麟”，据说是“一角而五蹄”，在当时是作为汉征四夷、武功全盛的象征，特别是与他对匈奴的征服有关（《汉书?终军传》）。汉以来，学者多谓麒麟是一种麕身、牛尾、狼额、马蹄的神物，雄曰麒而无角，雌曰麟而一角，并且角端有肉。但因为麒麟单称只叫“麟”，所以更多是以“一角”而为人所知。其出土形象，上文已说，是以一角而角端有肉者为多，但也有作山羊形象，头戴尖长角或两角并合者。西汉以后，“麟”还常常加入由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代表四方的“四灵纹”，进一步构成四方加中央的“五灵纹”。可见“麟”是一种形象明确的主题。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麒麟”和下面要讲的“桃拔”、“符拔”、“扶拔”或“天禄”、“辟邪”有时会混淆。如朱希祖就曾指出，古人往往把汉魏六朝陵墓前的天禄、辟邪称为“麒麟”，并把此类陵墓呼为“麒麟冢”和以“麒麟”命名石刻所在的地点。可见它们是形象相似，性质接近的神兽。

“麒麟”的上古音，“麒”是群母之部字，“麟”是来母真部字。我们怀疑，它也许是一种借助中国概念和中国词汇（麟）的外来译词，引入中国的年代要相对早一点。

（二）桃拔、符拔、扶拔

▲桃拔

一般认为是与“天禄”、“辟邪”有关的一种外来动物的名称。它的出名要比麒麟晚，主要是汉通西域以来，并且明显是与古称西域的今中亚和西亚各国有关。其有关记载是：

（1）《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在今阿富汗一带），王〔案：下脱表示其首都的“治某某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师子似虎，正黄有※耏，尾端茸毛大如斗。”

（2）《后汉书?章帝纪》：“章和元年（公元87年），……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在今新疆和新疆以西）遣使献扶拔、狮子。”注：“扶拔，似麟无角。拔音步末反。”

（3）《后汉书?和帝纪》：“章和二年（公元88年），……安息国（在今伊朗和伊拉克一带）遣使献狮子、扶拔。”注：“解在《章纪》。”

（4）《后汉书?班超传》：“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符拔、狮子”。注：“《续汉书》曰：‘符拔，形似麟而无角。’”

在上述材料中，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桃拔”、“符拔”和“扶拔”应是同一外来词汇的不同写法。它们的第一字，似是表示该词的辅音部分或靠前的音节，略如中国的反切上字。在中国的上古音中，“桃”是定母宵部字，“符”是並母侯部字，“扶”是並母鱼部字，第一字与后两字声母不同，但“桃”虽为定母字，古代从兆得声的“佻”字和“頫”字却是帮母字，和並母非常接近，我们怀疑，它们都是以b或p为声母。而“拔”是並母月部字，则以at为韵尾。

对上述材料，过去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以“桃拔”（或“符拔”、“扶拔”，下不再注）和“狮子”为两种动物，比如认为它是麒麟的别名或无角的麒麟（即麒），或者猜测它是西亚或中亚的某种其他动物。因为孟康对“桃拔”和“狮子”的解释是分开的，李贤也是但释“符拔”。这种解释似乎比较合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各句中，“桃拔”类的词汇和“狮子”虽偶尔倒置，但所有句例都是连在一起，它们也有可能是连读。例如朱希祖就是采用连读。

这里我们希望指出的是，尽管古书记载比较模糊，学者理解颇多分歧，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桃拔”是与天禄、辟邪相同，或至少是有关（即天禄、辟邪的统称，或无角的天禄、辟邪）；第二，天禄、辟邪，见于出土发现，一律都是以成对的带翼狮或狮子的形象而出现，而与出土麒麟的形象有别。如果我们以“桃拔”指麒麟或其他动物，则与出土形象不合；如果我们以它们指狮子，又嫌语义重复。因此，上面的后一种读法也值得考虑。这里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桃拔狮子”是指具有某种神力的狮子或以狮子为化身的某种神物。也就是说，“桃拔狮子”或“狮子桃拔”都是狮子的神秘说法。孟康说“符拔”似鹿，一角者或称“天鹿”，与麒麟相似，则此物可能是依托“麒麟”的形象来理解。它是以比较熟悉的东西来解释不太熟悉的东西（就像古人以肿背马解释骆驼，以短毛虎解释狮子，都是属于语言学家称为“catachresis”的现象）。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解释朱希祖提出的问题，即古人为什么会用“麒麟”代指神道石刻的天禄、辟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桃拔狮子”或“狮子桃拔”也就是一种麒麟式的狮子或狮子式的麒麟。

第二种可能，“桃拔狮子”是说“桃拔”出产的“狮子”。也就是说，“桃拔”只是表示狮子的产地（但如果是这样，那么“狮子扶拔”就肯定是倒误）。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的是，它是不是与《汉书?西域传》所说出产狮子的乌弋山离国或邻近国家属于同一地区。据《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是汉通西域，在丝路南道的终点首先碰到的大国。《后汉书?西域传》说，东汉时乌弋山离改名叫“排特”。其领土，东面是罽宾（在今克什米尔地区），北面是扑挑（即巴克特利亚〈Bactria〉，在今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上游之间），西通犁靬（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条支（在今叙利亚），范围在今阿富汗境内。乌弋山离（古书多简称“乌弋”），古音与亚历山大（Alexandria）接近。其首都（《汉书?西域传》脱去其名）当是今阿富汗境内以亚历山大为名的很多城市中的一个。

当然，这两种考虑都仅仅是猜测。我们的用意只是在于说明，大家对文献的解释必须符合出土实物的形象。

（三）天禄、辟邪

▲天禄、辟邪

什么是“天禄”？什么是“辟邪”？学者争论很大。但无论怎么看，有两点不能怀疑：（1）它们是从西域传入，是外来之物（从汉代文献看）；（2）它们应与“狮子”有关（从出土实物看）。从上述理解出发，我们的看法是，“桃拔狮子”乃“天禄”、“辟邪”的外来名称，“天禄”、“辟邪”乃“桃拔狮子”的中国名称，两者是一回事。“桃拔狮子”易名“天禄”、“辟邪”，其实是一种“中国化”的改造：一是形象的改造，二是词汇的改造。下面不妨做一点解释。

第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这类神物的引入是参照“麒麟”的概念，它被说成成对的神物，这是模仿麒麟。“麟”而分称“麒”、“麟”，据说是以有角无角而定：麒无角而麟一角。同样，“天禄”、“辟邪”也是按这样的方法来划分。它们的形象，验之出土发现，情况比较复杂：有时是单出，有时是双见；有时带角，有时不带角；有时一角，有时两角，最初并无严格区分。我们怀疑，“桃拔狮子”的一分为二和以“天禄”、“辟邪”成对出现，这很可能是后起的说法。孟康说“一角者或为天禄，两角者或为辟邪”，李贤说“扶拔，似麟无角”，都可说明这并不是截然的划分。截然划分只是在成对出现类似麒麟的情况下。如果单出，大家就很难叫，根本无法按一角两角而定，更何况它们还往往无角。学者把单出者叫“辟邪”（比如上节提到的很多“辟邪”），其实只是一种习惯，真实根据并没有，我们把它称为“天禄”也无妨（比如下面考证的“天禄蝦蟆”就是两角）。

第二，“天禄”、“辟邪”是中国词汇。它们是中国人为了表示祥瑞的套话。“天禄”，见《孟子?万章下》，本来是指上天所赐的福禄，但因为“麒麟”也叫“天鹿”，正好谐音“天禄”，所以也指类似麒麟的神兽，其实是一种吉语。同样，“辟邪”见《急就篇》卷三，是与“除群凶”连言，本来是祛除邪魅的意思，古人认为狮虎凶猛，可除凶祟（详第五节），所以用这种神兽来看守阙门和神道。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我们曾见过一对老虎，作用类似天禄、辟邪（虎在当地很流行，上已提到），一件标“辟卯（邪）”（“卯”是笔误），一件标“除凶”，同样的词，既可用于成对的狮子，也可用于成对的老虎，可见是类似的吉语，使用并不严格。

与文献比较，我们认为，上述考古发现主要都是属于这一类。但种类却不限于此，除兽首类，还有鸟首类，兽首类中也有不同类别。特别是它们的年代，其中有不少是属于西汉以前，当时的狮子是叫狻猊。所以我们还不能以“桃拔狮子”或“天禄”、“辟邪”来为所有发现命名，东汉以前，还是称为“有翼神兽”或“翼兽”。

汉代以瑞兽名殿，有天禄阁和麒麟殿，据说乃萧何所建（见《三辅黄图?未央宫》引《汉宫殿疏》），其中或即陈有这类神物的铜像或石像，可惜它们都已湮没无闻。

（四）天禄蝦蟆

也是与天禄、辟邪有关的一种神物。关于这种神物，文献记载是：

（1）《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三年（公元年）二月，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及天禄蝦蟆。”注：“天禄，兽也。时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列于仓龙玄武阙外，锺悬于玉堂及云臺殿前，天禄蝦蟆吐水于平门外，事具《宦者传》。”

（2）《后汉书?张让传》：“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臺殿前。又铸天禄蝦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费。……”

这两条文献是讲同一事情。其所谓“铜人”、“钟”、“天禄蝦蟆”、“翻车渴乌”都是殿宇陈设的豪华物品。类似之物也见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很多记载。如所谓“铜人”，实即翁仲，史凡六见，都是取自匈奴或仿自匈奴的殿宇装饰；“钟”往往就是以铜人承簴。“天禄”、“辟邪”、“麒麟”、“飞廉”之属也是这类东西。它们多是富有异国情调的作品。文中的“天禄蝦蟆”，过去一般都是分读。如果照此读法，则文中吐水者就不是同一物品，而是两种形象不同的东西。我们以为还是以连读为好。因为从考古发现看，上文所述两汉时期的翼兽，它们中的一种往往作青蛙匍匐状，或为镇物，或为砚盒，或为器座，我们怀疑就是“天禄蝦蟆”。如上节提到的汉彭城王刘恭墓所出就非常像是“蝦蟆”。

（五）飞廉

▲飞廉

见《楚辞?离骚》、《淮南子?俶真》等书，是一种能致风气的神物。《三辅黄图?观》说：“飞廉观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铜铸观上，因以为名。”值得注意的是，古书说秦人的祖先有一位是叫“飞廉”，大约在商代，他曾住在今山西一带的北方，为商王养马。这似乎暗示，“飞廉”也可能是与北方民族有关的艺术主题。上文说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件“鹿角立鹤”，有学者认为就是古书中的飞廉。情况是否如此，还要研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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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学术》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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