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进行刻画，并聚焦于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关系，分析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子女结构和户籍的家庭对子女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活动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上，中小学每生每年的家庭教育支出超过1万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6%，其中校外支出占到三分之一。分别有38%和21%的中小学生在过去一学年参加过校外补习和兴趣班。对家庭校内和校外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背景更好的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投入都更高。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子女校内的支出，尤其是校内基础性的支出；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校外教育支出，以及校内的发展性、增值性支出。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教育投入不足。此外，本文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家庭对孩子的校内拓展性和校外兴趣类的教育投入要高于男孩家庭。

关键词：基础教育；家庭教育支出；校外教育；边际消费倾向

作者简介：魏易，密歇根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年第五期

目录

一、研究背景

二、文献综述

三、数据和分析方法

四、分析结果

五、结论和讨论

一、研究背景

教育公平是关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根本性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明确要求“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提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自年至今的十几年时间中，在促进公平这一主导性政策目标的指引下，我国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由2.3万亿元增长到3.4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连续六年保持在4%以上。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转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孩子越来越成为家庭消费的核心，各收入阶层的家庭表现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子女选择更高质量学校教育的倾向。教育需求的核心矛盾已经不再主要是负担不起基本教育服务的问题，而是民众对于更高质量、更加差异化的教育的需求远远超越了教育供给能力的问题（王蓉，田志磊，）。这种思考和判断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一致的，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传统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之外的市场性主体（包括校外教育机构、教育科技公司以及与之相伴的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在线教育）快速发展，逐渐成为教育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由政府垄断教育供求匹配的基本制度安排目前已经受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家庭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教育需求，在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校外教育机构以及虚拟化的在线教育服务之间进行选择和匹配。家庭在正规学校之外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被称为“影子教育”的校外补习的投入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趋势。根据年到年的PISA数据，参与三次测试的23个国家的15岁学生的校外补习平均参与率从年的20.6%，增加到年的29.4%，到年更是增加到了63.9%。在—年间，在世界许多国家，校外补习已经发展成市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教育产业。

我国也呈现出相似的趋势，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随着义务教育免费的普及和学校均衡化的推行，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差异日益从校内转向校外。不少实证研究指出，校外教育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城乡和不同阶层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削弱了学校促进公平的效果（洪岩壁，赵延东，；胡咏梅，范文凤，丁维莉，；薛海平，）。时至今日，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水平、结构和负担如何？不同的家庭在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活动的投入方面是否出现较大的差异？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hinaInstituteforEducationalFinanceResearch-HouseholdSurvey，以下简称“CIEFR-HS”）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进行全面的刻画，并聚焦于家庭的经济水平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关系，采用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了各学段不同家庭在子女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上的支出倾向。

二、文献综述

作为影响教育机会获得—进而影响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投入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社会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研究重点